1966年6月12日的上午十点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医务室的一侧，挂出了一张气势磅礴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三条通栏大字标语。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铲除修正主义根基！
一、厂党委忽视了对阶级斗争的重视；二、贯彻落实了修正主义路线；三、对群众的声音置若罔闻，未予充分重视。
这便是那被誉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下午2点，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赫然出现了首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署名七人，由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这张大字报在毛泽东亲自点头同意后，于6月1日晚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传遍全国。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整版刊登了该大字报，并附以引人注目的标题《大字报揭露一桩大阴谋》。同版还刊登了评论员文章《热烈欢迎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自此，“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
犹如东施效颦般，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亦采用了七人联名的形式，其中领衔者正是王洪文。
人声鼎沸，那幅大幅标语一经张贴，上海国棉十七厂便瞬间沸腾。工人们纷纷聚集在标语前，渴望一睹王洪文如何揭开党委的“面纱”。
尽管那时的王洪文与聂元梓素不相识，但当他于《人民日报》上瞥见“全国首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字眼，内心深处便对这位“造反女杰”产生了深深的敬仰。私下里，他与保卫科的科员孙一中、内勤董秋芳以及厂党委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唐文兰一道，热议着如何揭露厂党委的问题。
6月11日的午后，王洪文示意唐文兰解锁档案室的门。那扇门后，是一处被严格标注“闲人免进”的禁地。王洪文紧闭房门，躲于其中，奋笔疾书，完成了那份题为《剥开党委画皮，揭示真相》的大字报草稿。完成之际，他深吸一口气，仿佛将多年累积的郁结之气、怨愤之情尽数释放。这份大字报，成为了王洪文“造反”之路的起点。
翌日拂晓，董秋芳抄录完毕了那份大字报。随后，保卫科以及组织科的五位同事纷纷在其上签名，加上执笔人王洪文，总计六位同仁共同署名。
“六人之数显然不够——那份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竟是七位同仁联名签署的！”王洪文带着一丝遗憾开口。
此刻，财务科的出纳员恰好经过保卫科，王洪文突然抓住他的手臂，问道：“你是否有胆量签字？”
七人终聚齐！
“单纯的张贴大字报，似乎还不足以激起波澜。”王洪文灵机一动，提出了新的点子，“不妨再增补几条醒目的大字标语，以此来营造更浓厚的舆论氛围！”
随后，在王洪文的口授指导下，保卫科的另一位科员亲自执笔，精心绘制了三条横贯全幅的大字标语。
“务必彻底根除修正主义的陈旧思想！”王洪文口述了第三条口号。
然而，那位撰写标语者却将其表述为“务必根除修正主义的根源”。
“不能写‘坚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这样的说法太温和了。”王洪文语气坚定地强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近期社论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盘根错节’，这不是普通的根子，而是深植的‘老根’。我们厂党委的问题与之前的市委情况相似，极为严重，因此必须表述为‘坚决铲除修正主义老根’！”
经王洪文一番详尽阐释，那六位“战友”方始恍然大悟。
“小王学问不浅啊！”
“小王适合吃政治饭！”
在众“战友”的赞誉声中，王洪文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个众人瞩目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潜心研读江青化名“高炬”所撰写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对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反复推敲，并对自1966年6月1日起，《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系列社论进行了逐篇的深入研究，包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以及《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等篇章。保皇派他的心灵似乎与那位“文革”时期的“旗帜”紧密相连，彼此间仿佛有着默契，一个略显笨拙的……保全工他逐渐成为了一位精于洞察政治走势的投机高手。在“技术领域”他自称门外汉，而在“政治领域”他却成为了行家里手。
尽管在王洪文挺身而出之前，上海国棉十七厂内已张贴数张大字报，内容不外乎是表达立场或揭露一些琐事，但王洪文等七人所发布的大字报犹如重磅炮弹，震动了人心。这七位作者中，六人供职于保卫科、组织科等关键部门，对内情了如指掌，他们的言论对上海国棉十七厂产生了深刻的冲击。
上午十点，大字报刚刚张贴完毕，上海棉纺公司党委书记陈志达便在十一时准时抵达上海国棉十七厂，专程来观摩这张大字报。
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崭露头角，犹如当年的聂元梓，成为厂内的一股风云人物。
数以十计、百计的大字报纷至沓来，纷纷对王洪文发起反击。
王洪文突然声称“生病”了。6月16日，他将一张病假条悄悄塞入了保卫科代理科长王有富[6]的掌中。
外滩之畔，上海最初的公园——黄浦公园。往昔，它是恋人约会、月下赏花的浪漫之地。然而，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岁月里，昔日的柔情蜜意已被扫荡得无影无踪。王洪文孤身一人在冷清的黄浦公园中徘徊。与他一同揭竿起义的几位“亲密战友”也纷纷现身。
自踏入“造反”之路，王洪文的定海路居所便成了他那些“战友”们夜间的集结地。此处不再有扑克声、象棋战的喧嚣，不再……划酒拳他们决定不再启动“无轨电车”。在暗中商讨中，他们策划着如何继续对厂党委进行“炮轰”。
这间小屋位于上海国棉十七厂附近的一条狭窄街巷中，四周居民皆是厂内工人。小屋内的聚会被周边邻居纷纷瞩目。
继而，众人转至外滩的黄浦公园。王洪文自然而然地坐上了几位“战友”中的领导之位。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洪文遂作出两项决策：首先，他决定前往中共上海市委及纺织局党委进行申诉；其次，他将继续撰写大字报，用以揭露厂党委的问题。
请了“病假”以行诉冤，却徒劳无功。王洪文步履蹒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陋室，将胸中郁积的怨气尽数倾注于那本横格纸上。
此次，王洪文负责起草，唐文兰则在其住所细心抄录，共同完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二幅“马列主义大字报”。
《再次揭露厂党委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而这篇大字报的“主笔”一如既往地，是王洪文。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面对王洪文的大字报，有人不甘示弱，在旁边贴出了一则同样引人瞩目的标语：《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洪文发起猛烈抨击！》
刹那间，王洪文成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焦点人物”与“舆论中心”，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矛盾迅速升级，最终演变成了“保卫科事件”。
6月19日的夜晚，时针指向了9点。在这时，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恰巧路过保卫科的大门前，却发现门内透出微弱的灯光。更为令人称奇的是，保卫科的大门非但紧闭，还额外地被一把挂锁从外面反锁。
夜已深沉，张鹤鸣轻敲房门，却无人应声。
保卫科身为机密要害部门，若遇敲门未开，实属异常。张鹤鸣立刻召集了几位同事，接连用力敲打门扉，然而门内依旧无人回应。
9时45分，我们终于成功找到了保卫科的工作人员。那扇门，正是他亲手反锁的——他原本以为门外也上了锁，外界无人知晓屋内有人的秘密。然而，从窗户透出的灯光，却无意中“泄露”了这一秘密。
门开。
人群纷纷涌入，真相揭晓：原来王洪文及另外两人正于室内挥毫泼墨，撰写着大幅标语！
双方对峙。
张鹤鸣指出，王洪文：“保卫科作为厂方关键部门，你却将门反锁，如此一来，若遇紧急情况，内部人员无法外出，外部人员也无法进入，这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王洪文并未直接回应张鹤鸣的质疑，而是巧妙地转换了话题：“我们正准备撰写针对厂党委的大字报，而你作为党委副书记，竟率众强行闯入，这显然是对民主的压制，对群众的压制，对革命行动的压制！”
唇舌交锋，双方争吵。
工人们见王洪文言行蛮横，便将他团团围住。激烈的争执声，很快惊动了厂部办公大楼。
翌日，"保卫科事件"的消息迅速登上各大宣传栏。针对王洪文的批判性大字报，数量激增。
王洪文亦以笔为武器，接连张贴大幅标语，直指张鹤鸣的名字，对其进行严厉指责，声称其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方面，张鹤鸣年近四十，并无明显的政治历史问题可供利用；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群体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众多工人纷纷挺身而出，誓死捍卫张鹤鸣。
王洪文的举动将上海国棉十七厂搅得秩序大乱，该厂作为一家拥有九千名员工的庞大企业，竟沦为上海纺织系统中最混乱的工厂。
为确保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活动得以顺畅进行，1966年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作出决策，派遣工作团队入驻该厂。
《再次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鹤鸣》。
6月30日，王洪文于厂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对张鹤鸣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在这最初的“造反”时期，王洪文展现了他的鼓动才能、煽动技巧以及出色的组织能力。他的定海路住所，访客络绎不绝，宛如熙熙攘攘的茶馆，热闹非凡。
他成功摆脱了孤独的束缚。在他的周围，汇聚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而他，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核心人物。
“我们的宗旨，便是推翻修正主义倾向的厂党委！”王洪文屡次向同仁们重申这一信念。
自7月7日起，上海国棉十七厂张贴的“造反”标语与传单数量急剧攀升。
据该厂“大字报组”当年的记录显示：自7月7日至7月19日，全厂共张贴批判厂党委的大字报，累计达到7525张！
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率先举起造反旗帜的工厂，其造反的声势如今在上海众多工厂中，已然“独占鳌头”，位居前列。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最新动态，已引起中共上海市委的高度关注。
上海国棉十七厂位于杨树浦路旁，其厂房南北两侧，巍峨耸立。
1966年7月20日，路南与路北两侧的大门两旁，均挂起了巨大的红色标语。这无疑昭示着，这家工厂即将迎来一桩“红色佳音”。
果然，红纸之上，赫然映入眼帘的是斗大的黑字：“热烈欢迎市委工作队莅临我厂，指导文化大革命！”“热切欢迎施惠珍同志担任首脑的市委工作队入驻我厂！”
一支队伍，在一位四十余岁、短发利落的女性队长率领下，驶入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数千工人聚在厂礼堂。
女队长步上主席台，她发表了关于如何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长篇讲话，反复引用了中共上海市委的系列指示。
她的声音透过广播，回荡在全厂各个角落。
“各位同仁，我等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肩负使命，莅临上海国棉十七厂，将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话音刚落，现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她，施惠珍。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亲自领导，携同副队长张六吉、赵戈与焦凤麟，以及从上海市纺织、公安、工会等相关部门抽调的一百余名干部，共同构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崭新的领导团队。
施惠珍同志自1938年入党，便开始了她忠诚于党的光辉历程。在解放前夕，她首先投身于上海的学生运动，为革命事业默默耕耘。随后，她转战沪西区，于私营棉纺厂中开展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的权益发声。解放初期，她担任上海国棉五厂的党委书记，为工厂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此后，她荣升为上海纺织工会的副主席，继续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自1958年起，她被调至上海市总工会，并于1964年正式担任副主席一职，为上海的工会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共上海市委精心挑选了施惠珍女士担任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长一职，此举显然是基于周密的考量。施女士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并对棉纺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同时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并无任何人事纠葛。
施惠珍历经多次政治风暴。尽管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她的心中充满了困惑，但她凭借着过往的丰富经验，依旧坚守岗位——严格按照党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指引行事。
未踏入国棉十七厂的厂门，施惠珍便听闻了王洪文的名号，深知他在厂中地位显赫，不容小觑。入厂后，她便开始着手深入了解王洪文，力求掌握他的全面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厂区入口处的红色标语依旧醒目地悬挂着。施惠珍刚踏入国棉十七厂，根基未稳，便在市委工作队进驻的第十天，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在厂内掀起轩然大波，上面赫然写着：“市委工作队滚回去！”
施惠珍翻阅着那些大字报，内心不禁感到震惊：工作队内部的会议情况，队里的最新动态，大字报的撰写者为何如此了如指掌？
经过一番细致的审查，施惠珍这才意识到，凭借以往的经验处理事务，竟然留下了不小的疏漏：在队领导的指导下，她组建了“材料组”。这个部门至关重要，肩负着搜集全厂运动资料的使命。她安排了一位工作队员担任组长，并从厂内干部中挑选了几位成员。依照惯例，她自然地选择了原组织科和保卫科的人员，其中便包括唐文兰等人。然而，她初来乍到，并未意识到新调入的人员中，竟有多位是王洪文的密友。显而易见，王洪文对工作队的每一步行动都了如指掌。而此时，工作队对于王洪文的了解尚浅，而王洪文却早已透彻掌握了工作队的底细。
“孙姓之人已离去，而如今又出现了一只猴子！”王洪文于其陋室之中，对其同伴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市委工作队与厂党委实则同出一辙，施惠珍与张鹤鸣亦步亦趋，气焰相投！
王洪文转移了火力，将炮口对准了工作队，而非原先的厂党委。
上海国棉十七厂所显现的异常情况，迅速被工作队上报至中共上海市委。正值市委正忙于向本市关键单位派遣工作组之际，对国棉十七厂内传出的反对工作组的声音，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
上海与北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北京于6月3日派出了首个工作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入驻北京大学，接替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的职务，并负责指导该学校的运动。刘少奇采用了“传统做法”，即派遣工作组参与土地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运动。五反工作组派遣，“四清”时期的工作组，自然，“文革”期间也同样派遣了工作组。自6月8日起，北京城内涌现出一股反对工作组的潮流。7月19日，毛泽东同志刚刚从外地返回北京，便明确地对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表示：“派遣工作组实属错误之举。”
然而，北京的音信抵达上海，其传递并非迅捷。正因如此，当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后的翌日——7月20日，施惠珍率领的工作队便踏入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区。她全然不知，工作组已沦为了“处理品”。
对信息异常敏感的王洪文紧盯着从北京传来的最新动态。他张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此举又为他增添了一笔“造反”的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