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小姐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在学校上学时也经常逃课，藏身于戏院中。父亲在邵氏当中文部经理，他的抽屉中藏有一本赠券簿。我常冒用他的签名，拿赠券去免费看电影；母亲给我的零用钱，也大多数被我花在看电影上。
当年，戏院是国泰和邵氏的天下，我不断地看，一场又一场，看得最多的是好莱坞的片子，因为忍受不了到了一半就唱起歌来的粤语片。
戏院在工作日一天放映六场电影，分别开始于早上十点半、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两点半和五点半、晚上七点半和九点半；到了星期天有早场，一大早八点半开场；周末有午夜场，从十二点放映到后半夜。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杨毅，他家里给他买了一辆车，我俩上完一两堂课后就不见人影。学校要求学生穿短裤时，我们的书包里总有一条长裤，换上就跑。
有一年，新加坡发生暴力骚乱，全城戒严，闹得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搭乘。我们几个学生就从家里骑了脚踏车出来，到市中心去看电影。生活总离不开电影。
后来，我到了可以出国留学的年龄。家庭没有能力供我到美国学电影，我退而求其次地到了日本。我的印象中，在戏院看过的日本电影，把银座拍得金碧辉煌，东南亚的国家哪有都市能像东京那么明亮呢？
到了日本之后，我也是每天往戏院里钻。那些年是日本电影的"黄金年代"，日本的电影公司每年能制作出几百部影片，一上映就是两部新片，通常有一部是大明星主演的，夹带着另一部小成本制作的，同期放映。戏院没有散场的规定，观众买一张票，只要不走出戏院就可以看一整天。当然，也没有人傻到那样做，除了我。我一进戏院就去买面包，同样的片子看完又看，连续几天，直至看到对白都能背出来。我的日文就是通过那样地狱式的学习而掌握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在尽量在短的时间内把日语学好，因为知道父母供我出国读书不是一件易事。
我上的学校叫"日本大学"。这所大学实在大，分很多学部。我读的是艺术学部的映画学科，校址在江古田区。在学了几个月后，我便知道学校里教的多是理论，便逐渐失去兴趣。
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六先生指定我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
什么叫"驻日代表"，要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却硬着头皮答应了，对自己说边做边学。
上一任驻日代表叫吉田修一，他是位绅士，非常友善地把工作一一交接给我。
我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掌控邵氏电影的胶片冲印质量。当年的彩色冲印，都要在一家叫"东洋映像所"的地方进行。邵氏将在香港拍好的电影底片寄来冲洗，这里的工作人员再印出黑白片﹣﹣当时叫"毛片"--寄回香港。剪接师把"毛片"剪好，把上了对白和音乐的声片寄回东洋映像所。日本的技师把彩色底片按照香港寄来的"毛片"剪好，加上声片、底片、字幕底片，一共三条，这样冲印出的电影才叫"拷贝"。
寄来寄去，有时难免会出错。例如影像和声片对错，术语叫"不对口形"-﹣出现的字幕和演员讲的台词对应不上。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色彩冲印得漂不漂亮。这些都需要我一一检查。
通常，一部电影要冲印十几个拷贝，预期能大卖的要冲印几十到一百多个，分别送到各个戏院放映。
这个工作如果让别人做，怕是看一次就烦了，但轮到认真的我，但凡出现一丁点儿差错我也要怪自己半天，所以每个拷贝我都要看一次，电影情节更是记得滚瓜烂熟。虽然工作沉闷，但是我剪接的基本功也因此打得非常扎实。
我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购买日本电影的版权，拿到香港和东南亚市场放映，所以要尽量多地看电影。每次有新电影上映，我都要去看试片。在这期间，我和日本五大电影公司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代表买家，他们对我也很尊重。
我还有数不完的其他琐碎的工作。如拍动作片，一定要用到假血浆，当年也只有日本的假血浆做得好，不但颜色逼真，而且味道还好，这样大明星们含在口中喷出来才不会觉得恶心。这些假血浆都是从日本运到香港去的。其他的道具，如喷火的枪械，我也全部代为购买。
好玩的是，那些电影明星如需要整容的话，我也得给他们服务。因此，我和日本最出名的"十仁病院"（现名"日本十仁美容整形医院"）关系搞得最熟，每年都会给他们介绍很多生意。院长说要回报我，打量了我老半天后说："你的下巴太短，不如送一个下巴给你！"
我听完把他赶走了。
当年，林黛拍《蓝与黑》拍到一半自杀了。没办法，电影《蓝与黑》的后半部分只好由另一个人来做替身。邵氏派了替身演员来整容，结果怎么也整不像。
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趣事。那时候长途电话费很贵，通信都用 telex （电报）。我接到一封电报： Please pick up Miss Seiko at airport 。
" Seiko "在日语中也可作"性交"的意思﹣﹣什么？要我去机场接"性交小姐"?！后来搞清楚，我才知道 Seiko 指的是"精工"的意思。工展会选出的"精工手表小姐"是邵氏的演员，她来日本整容，让我到机场去接。
帝国酒店
我第一次见到六先生，是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三先生为弟弟开了一个小型的派对，请了些同事参加，我父亲是座上客，把我也带了去。
我记得我那会儿大概是十五岁吧，年轻人总是渴望快点儿长大，留了些胡须，唇上有八字胡。六先生看到我的八字胡，笑着说："我几十岁的人，还没有留胡子，你倒留了不少。"
"长大了一定剃掉。"我回答。大概是当时我给六先生留了一个好印象，他一直记得我这个晚辈，后来得知我在日本留学，就跟家父说："他人既然在日本了，不如替我做些事。"
"驻日代表"就因此而来。
我生于小康之家，一直不想让父母为我的学费产生负担，既然有这个工作机会，便欣然接受。
最初做这个工作时，我什么都不懂，先是充当六先生和他家人来东京时的翻译人员。六先生很喜欢吃日本料理，尤其是铁板烧。东京银座附近有一家叫" Misono "的餐厅，是他的最爱，好像百食不厌。他住在帝国酒店。当年酒店还有 Frank Lloyd Wright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旧翼，由火山石搭成的。六先生和酒店经理的关系良好，他一到酒店，经理就会买上两瓶黑牌尊尼获加威士忌送他。当年，能够喝到红牌的尊尼获加威士忌已是难得，黑牌的算是最高级的礼物。这个经理的姓氏，中国人听了总会大笑，叫"犬养"。
通常，六先生是只身前往东京的，偶尔也会带家人。他的太太身材肥胖，是位很仁慈的女士，我们都叫她六婶。六先生很会看人，指着六婶说："我很瘦，命中属木，六婶她属土，我们两人配得刚刚好，哈哈哈！"
六先生虽身为巨富，但还是很节省的，不住什么总统套房，有时住双人房，有时来间小套房。他一进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挂好，要住几天就带多少套西装。西装的料子都是最贵的丝质布料，人们叫"四季装"的那种，春夏秋冬都可以穿。他的内衣内裤也是定制的，全部是用丝绸做的。
六先生吃的也不全是大鱼大肉。他常跟我说："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带我去就是。"
有一次，他吃厌了酒店中的早餐，让我带他去街边吃。火车桥下有一档口卖牛杂，非常美味，我就和他去了。当他吃得津津有味时，火车从头顶经过，"轰隆"作响，架子上的碗碟也被震得落下一个，刚好掉在那一大锅牛杂里面，汤汁溅得他全身都是。即便这样，他也没生气，只是皱皱眉头，也不怪我，轻声说："人家不是故意的。"
偶尔，三先生也会来东京与弟弟会面，开另一间与六先生的房间连通的小套房，两人一聊就聊到天亮，临睡前会打电话告诉我翌日不出门了。
三先生的太太，我们都叫她三婶。三婶样子端庄，可以看得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友善的女士。
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遇到了方逸华。我们都叫她方小姐。方小姐不算漂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嘴巴很大。后来，我遇到了何莉莉的妈妈。提起方逸华，她从来不叫方小姐，只是竖起拇指和食指，放在嘴边。
方小姐在东京时对我客客气气的，我当然也很尊重她。她和六先生很少同时抵达东京，总是一先一后。多数时候是先和她的男朋友一起来的。那是一位又白又胖的年轻人，菲律宾华侨，祖籍福建，有时我们还会用闽南方言交谈。他没有中文名字，英文名是 Jimmy Pascal 。我们都是年轻人，很谈得来。
Jimmy 会和方小姐住一阵子，等六先生来到，他就搬出去。临走之前，他们三人还一起吃饭，有说有笑。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们这种关系，后来有次家父来了东京，我们聊起这件事。
"六先生是怎么认识方小姐的？"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家父说："方小姐最初是一个魔术师的助手，人年轻，身材又好，和六先生很投缘。她在六先生的栽培之下学习演唱，后来当了歌星。"
"她男朋友呢？六先生怎么能容忍？"
"有许多人际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六先生容人之量最大，你以后便会慢慢地了解。"家父说。
这一点，我后来果然觉察到了。当年，六先生一直用心栽培李翰祥，而李翰祥却背叛了他，自己出去搞"国联公司"，到中国台湾地区拍戏，和六先生打擂台。后来，李翰祥没有成功，在走投无路时又回到香港，并托人向六先生求情。六先生爱才，原谅了他。当时，方小姐已在邵氏掌权，竭力反对，但六先生没听她的，让李翰祥回来了。李翰祥随后拍了一连串卖座的电影。这时，家父跟我说的关于六先生的容人之量的话，我才真正理解。
六先生是非常尊重有才华的工作者的。据说李翰祥离开之前，对六先生也不太客气，这些六先生都忍了下来。他的这种度量，是常人不能够拥有的。
六先生一向教导我："如果你喜欢电影，就得想办法不要离开它。如果黄梅调不卖座了就拍功夫片，功夫片不卖座了就拍风月片。电影能卖座才能生存，没有什么对或不对的。"
方盈
邵氏公司的日本办公室位于东京的八重洲，从东京车站步行过来，十多分钟便能抵达；更方便的是乘地铁，在京桥站下车，一下子就到了。
办公室躲在一条小巷中，二楼就是我工作了近七年的地方。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四十平方米左右，摆了四张办公桌。
办公室内的职员只有四名，除了我，还有秘书市川荣小姐；我的助手王力山，他是出生于韩国的山东人，也是我留学时的同学；后来业务渐忙，我又请了来自台湾地区的王晓青。我们四个人乐融融地替邵氏公司做了不少事。
那时的工作重心，已由杂务转向制作。如有香港的外景团队来日本拍摄，我们都得安排好。从什么都不懂到认真地招聘摄影队，我们都一点一滴地从头学起的。
最开始的是简单的拍摄工作，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星期不等。我们负责的第一部影片是《飞天女郎》(1967)，由岳华、方盈和罗烈主演，导演是中平康。当年，中平康导演拍的新潮电影《疯狂的果实》(1956）在日本大卖特卖。后来因酗酒，他在日本的工作机会渐少，六先生看中他的才华，聘请他到港拍戏。
《飞天女郎》讲的是一个关于马戏团的故事。香港没有马戏团，剧组就请了日本著名的"木下马戏团"来做背景。那时，"木下"的大本营所在的日本千叶县，当年还是一个很偏远、很落后的地区。
岳华先抵达日本。他是一位读书较多的年轻人，出生于上海，并在那里学了声乐，来港后参加了邵氏的演员训练班。开设演员训练班是六先生的主意，他说：为什么要受大明星的控制？为什么老是要付那么多钱请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训练一班青年人，把他们培育成下一代的大明星？
训练班由顾文宗先生主持。他早年去过东南亚，和家父私交甚笃，没地方住的时候就住在我家里，常告诉我一些电影人的故事，我最爱听了。他自己做过演员和导演，脾气很大。据说，他当导演时，拍外景要等天晴，天晴还要等云朵飘到最适当的位置……后来当然是不合时宜了，于是就担任了这个训练班的职位。
训练班叫南国实验剧团。和岳华同期的艺人有郑佩佩等人，岳、郑两人都讲上海话，最谈得来。当时的年轻人都抱着满腔热情，希望在电影界做出一番大事业。
外景拍摄收工后，岳华会和我谈个没完没了。大家的酒量都不错，于是我们买了一箱箱的啤酒大喝特喝，啤酒喝完了仍不见醉意，就喝起威士忌来。当时最便宜的威士忌叫 Suntory Red （红牌三得利），是双瓶的，三斤装。我们干了这两瓶威士忌才有些酒意。
喝酒没有东西吃，三更半夜也没处吃夜宵，怎么办？我们在冰箱中找到了一根当早餐的酱萝卜，橙黄色，又咸又甜，本来是切成一片一片的，用来佐饭。三更半夜的，旅馆中哪里去找刀来切？我们灵机一动，把啤酒盖当成利器，锯开长条的酱萝卜，你一口我一口地那么下酒。多年后，岳华还一直记得这件事。
喝酒喝到三更半夜，突然听到"砰砰砰"的巨响。怎么回事？酒店的工作人员也都睡了，我们就跑到楼下去看个究竟。原来是有人在大力地踢铁闸。
打开闸门一看，外面站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是方盈。公司叫她一个人搭飞机来东京，说有人来接，但是当年的电报并不灵通，常误事，我们都没收到信息。
她只身从香港飞到日本的羽田机场，指手画脚地把地址给遇到的人看，又鸡同鸭讲地搭了电车，又搭巴士，再乘出租车，终于抵达了外景队住的旅馆。
看到我们后，她上前抱着岳华痛哭了一番。现在想想，她那时才十七八岁，当今的女孩子多半没有她那种胆识，深更半夜一个人找上门。到了旅馆，她按门铃却没有反应，急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踢门。我记得她穿着一双在20世纪60年代最为流行的白色长筒靴。她的白靴因走了很长的路而满是泥泞。我对方盈的印象特别好。
方盈后来也没有大红大紫，可能是个性问题。她有她个人独立的思想，只是不懂得表达出来。可惜的是，她在演员生涯后期患了一种怪病，也可能是类固醇打得太多的缘故吧，脸上出现了凹凹凸凸的肿块。她看了很多美术方面的书，对美学很有研究，不能当演员之后，就当起美术指导来。我后来在嘉禾工作，也与她合作过不少电影，后来她也在香港金像奖的美术指导单元被提名过。可惜她在2010年1月13日因癌症逝世。
导演中平康连续为邵氏拍了好几部片子。人到晚年，他对艺术已不再抱以希望，到香港拍的戏，都是他旧作的翻版；因为不想影响到自己年轻时赢得的英名，于是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杨树希。
另外，在日本拍外景的电影还有《狂恋诗》(1968，翻拍自《疯狂的果实》)。故事的背景是游艇会。当年香港还没流行这一套"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剧组就来到日本的叶山地区拍摄。
由香港最先抵达日本的是金汉和胡燕妮。他俩最喜吃日本料理了，尤其是生鱼片，于是我就带他俩去了一家著名的寿司店。两人说他们什么都敢吃："蔡澜，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我顽皮起来，叫了一份鲍鱼的肠。那绿油油的生的东西，他们以前见都没见过，但既然已夸下了海口，便想硬着头皮吃，却迟迟鼓不起勇气。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一大口一大口地吞下那些肠，到最后也还是举不起筷子。
【蔡澜（1941年8月18日—2025年6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后来定居香港。中国作家、美食家、电影监制、主持人，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新周刊》年度生活家，《开讲啦》特邀讲师，《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总顾问。吃喝玩乐无不在行，文学、电影、书法、金石样样精通，被无数人奉为人生典范。著有《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学做妙人》《人间好玩》《人间清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