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江青的身世之谜
江青曾在其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佳作上，得意洋洋地挥毫题诗一首。
江峰锁雾
寻常难见，偶尔显眼。
然而，越是深陷于云雾之中，人们对于真相的渴望便愈发强烈。20世纪30年代，众多报刊纷纷刊登了关于蓝苹的诸多报道。（亦即江青）关于身世的报道纷至沓来。这些报道中，真实与猜疑交织，尽管如此，其中也确实有几篇内容相对可靠。
幸而她也偶有“露峥嵘”之机，尽管这仅是偶尔发生。在1972年与美国的露克珊·维特克女士交谈之际，她眉飞色舞地述说着自己的身世，那一刻，她的风采得以显露。然而，她惯于随口而谈。原本，她的这些谈话内容是为了供露克珊·维特克撰写《江青传记》之用。即《江青同志》一书其用途本应百分之百真实无欺，然而她却掺杂了诸多虚假之辞。
幸赖丰富的档案资料以及多位亲历20世纪30年代蓝苹的见证者，方能拨开迷雾，为探究真相提供了坚实依据。
1936年7月10日发行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生平进行了概述，其内容大体如此：
蓝苹，本名李云鹤，出身于山东诸城县。自幼丧母，便依靠姐丈为生。在家乡接受了数年的小学教育，随后踏入济南实验剧院，跟随赵太侔、王泊生等名师学习戏剧艺术。年幼时的李云鹤性格坚毅，争强好胜，因此对学业极为刻苦。在十九岁那一年，她的人生轨迹迎来了新的转折。（1930年——引者注）随着时局的风云变幻，实验剧院被迫暂时关闭，赵太侔也因此被调往青岛大学任职。众多学生跟随王泊生前往北平，成立了“海鸣剧社”，而李则跟随赵太侔来到了青岛，担任图书馆职员。在半工半读的生活中，他得以尽情阅读，学识迅速增长，思想亦随之升华，更具备了写作的能力。当时，有人对他产生了左倾的误解。后来，他与俞珊结缘。田汉所创办的南国电影剧社中，拥有一位杰出的女演员。郑君里也是该剧社的成员。关于这一信息，可参考田海男所著的《田汉小传》。（引者注）与俞某之弟相识，遂结连理。然俞某后因涉嫌共产党而被捕，李亦随之离去。自那以后，数年间音信杳无。唯听闻李曾在沪地居住，并因参与秘密工作而被捕。去年秋季，李忽然回到济地，探望其母亲。有同学偶遇李氏，便询问他过去的经历，李只是含糊以对，透露自己曾在江南乡村担任小学教员。至于被捕一事，李却笑着否认。然而，从他的举止中，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历经磨难的人物。在济停留不久后，他又悄然而去。起初，无人知晓他去了何处，后来，《自由神》一片在济公演，李与蓝苹女士——即李云鹤——共同出演女兵角色。这才使得济南的友人得知李已迁至沪，并踏入影界。之后，通过报章杂志，众人得知李与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喜结连理。
1936年7月1日，《辛报》所记载的蓝苹女士的经历，其内容亦大体符合事实。
李云鹤，即蓝苹，其真名如此。在抵达上海之前，她曾积极参与各地的话剧运动。她不仅投身于戏剧表演，更涉足政治，加入过多个不同政治派别的团体。然而，由于她对于所加入的政治团体缺乏忠诚，她最终被这些团体一一除名。山东济南，她的故乡，因她那频繁变换的政治立场而变得难以立足，于是她选择秘密前往上海，意图稍作喘息后重返故土。
纵然她未曾步入婚姻的殿堂，实则早已名花有主。女演员俞珊女士的胞弟，小俞。（纵然他的名字在从事话剧的群体中鲜为人知，他本身也是一位话剧演员，然而，同行们对他仅以“小俞”呼之。）正是与她共同生活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抵达上海之前，她与小俞之间已在北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那是一个夜晚，两人发生争执，她便决然离去。重返故乡不久，她又转而避难至上海。蓝苹的确堪称非同寻常的女性……
确实，蓝苹远非一位平凡的女性。1933年7月，伴随着那只角已破损的黑皮箱，她迈出火车，初次踏入那繁华的十里洋场，彼时她年仅19岁，仅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少女。
她积累了深厚的人生阅历，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信条。即便身处陌生之地，她在上海也声名鹊起，不仅台上演绎着角色，台下亦如戏中人物，处处彰显着她的风采。
今日，吾愿从出身之始娓娓道来。我于1914年诞生于一个家境贫寒的手工业者之家，三月份的一个日子，具体是哪一日，未曾对外人透露，保密之至，恐他人为我祝寿。
我的父亲，曾从一名学徒起步，最终攀登上作坊主的宝座。他性情刚烈，我常戏称他为“骂人艺术家”。每日里，他挥舞着拳脚，对母亲口出恶言。记得有一年元宵佳节，父亲竟然将母亲的小指打折，母亲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离去，自那以后，我便学会了在夜色中独行……
肩负“旗手”重任的江青，曾以如此语气，向美国的露克珊·维特克娓娓道来她的身世。
江青，山东诸城东关街人。说是秩沟。
诸城，位于山东东南部，坐拥潍河上游之水，历来以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等农作物闻名。这座城市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如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著名作家王愿坚、以及诗人臧克家等。在当地，人们津津乐道于诸城的四大家族，其中之一便是孔子的侄女婿公冶长所居之地；另一个则与毛泽东的姻亲之家有着不解之缘。（也就是江青家）三是康生外祖母家。（也就是康生家）四是李清照婆家。
她的祖父李纯海，昔日曾是一位拥有逾百亩良田的地主。然而，家道中落，到了她父亲李德文手中，家境已大不如前。所谓的“贫苦手工业家庭”，实则指的是一家木匠铺。
李德文，一位专精于车轮制作的木匠。江青曾赞誉道：“山东的木制手推车，声名远扬。”他不仅收徒传授技艺，自己亦勤于木工，逐渐由匠人蜕变为作坊的主人。随后，他在诸城城关开设了一家旅店。
李德文的正室夫人育有一子一女。子嗣李建勋，后更名为李干卿，诞生于1901年3月13日，与江青相差十三载。女儿名为李云露。
李德文已过半百，却因嫌发妻年岁渐长，容颜不再，遂纳一位比自己年轻二十余岁、容貌秀丽的女子为妾。
这位妾室所诞下的女儿，便是本书的核心人物之一——江青。据悉，李德文原本期盼能生得一位男儿，为此提前为她取名为“李进男”。
然而，待孩子呱呱坠地，方才得知是个女儿，便给她取了“李进孩”作为乳名。（江青在摄影作品中所用的笔名“李进”，实则为她幼年的乳名所衍生。）。
此外，这位女孩身为家中次女，家中昵称她为“二妮子”。近期，一幅1936年江青与其母亲共同出镜的珍贵合影被发掘，这帧照片是江青母亲生前存世之唯一影像。
江青和母亲
江青出生年月说法不一。
人们通常表述为“1914年3月”，这一说法源于江青在1944年抵达延安时填写表格时的记录。及至1950年，她在干部履历表中亦沿用了此日期，自此以后，她始终保持这一说法。
“被告人江青，女性，现年六十七岁，籍贯山东省诸城县。”此年龄，换算过来，即1914年出生。
此外，江青亦曾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言及：“我，生于1914年，在一个极其贫困的手工业家庭中度过童年，恰逢阳春三月……”而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亦有所记载。1968年修订版江青1912年出生。
此外，曾担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彼得·弗拉第米洛夫，在其1942年12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以《延安日记》发表书中亦提及：“江青待人亲切……她曾向我们透露，她于1912年在山东诸城的一个贫穷家庭中诞生。”
江青女士，汉族，1915年诞生于山东诸城。她原名李云鹤，亦称李鹤、李云古、蓝苹或李进。1933年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故被开除党籍。
在针对江青出生年月的众多版本中，本书作者坚信，首种说法最为可靠。（1914年生）更为稳妥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亦采纳了首种观点。
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报道曾提及江青原姓栾，名淑蒙。然而，真相是她的母亲才姓栾，出自山东临沂。依据我国传统命名习俗，她的母亲便被称作“李栾氏”。
江青降生之际，她的父亲已届花甲之年。然而，她回忆道，尽管母亲当时也已年过四十，但在她的记忆中，母亲却似乎比父亲显得年轻许多，二人之间在年龄与体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除去乳名李进孩，江青的本名正式为李云鹤。或许是因为她向来口无遮拦，言辞常常变化不定，导致关于李云鹤名字的起源，她先后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
江青曾向维特克娓娓道来：“我昔日名为李云鹤，我对这个名字情有独钟。想想看，蓝天之下，白云之上，仙鹤翩翩起舞，是多么一幅美景！你可知我国有句成语‘鹤立鸡群’？鹤不仅因其高傲的姿态而显眼于鸡群，更能从鸡顶飞越而过，显露出其卓越不凡。”这段话是她所陈述的“台词”之一。
此前，她回忆道：“在我上小学的时光里，我还未获得现在的名字。由于我那时身形高挑苗条，双腿修长，薛焕登先生便为我起了‘云鹤’这个名字。”那么，薛焕登究竟是谁呢？在诸城，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他曾是江青就读小学的校董。
相较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薛焕登为李进孩取名“李云鹤”，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她所属的辈分是以“云”字开头——她的同父异母姐姐便名为“李云露”。
实则，“云鹤”亦有其渊源所在。清代文学家蒋士铨所著传奇《临川梦·隐奸》中的开场诗便是：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这“翩然一只云间鹤”，不断地“飞来飞去”，后来不是“飞”进了“宰相衙”，而是“飞”进了中南海！当然，这是后话，此处暂且按下不表。由于本书主角的名字颇多，笔者经过一番查证，开列于下：
李进孩——乳名。
二妮子——乳名。
李云鹤——这个名字自小学起便伴随着她。如今，她已离世，其墓碑上仍镌刻着这名字。
李鹤——1933年7月，她首次踏入上海，于晨更工学团担任教员，以“李鹤”之名行于世间。
张淑贞，1934年6月，她重返上海，于小沙渡路开设的女工夜校担任教职，并以张淑贞为化名。
1934年10月，李云古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工总部拘捕，后被羁押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看守所，期间她隐姓埋名，化名为李云古。
1935年春节之际，她第三次踏足上海，正式踏入影剧界，并取艺名蓝苹。
江青，于1937年8月踏入延安，随后更名江青。
李进，1951年6月，投身于山东“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行列，化名为李进。显而易见，这个名字取自她的乳名。同年9月，她加入湖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组，依然沿用此化名。此后，在发表摄影作品时，她也以李进为笔名。
高炬，是她在1966年5月8日发表于《解放军报》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中所使用的笔名。
峻岭——该笔名源于1971年，彼时在《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刊登林彪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整版照片时所用。
李润青——1991年化名。
此外，还曾采用诸如李淑贞、李淑珍、李素浣、李青云、李维芳、李惠芳、兰淑孟等多重姓名。
02
李家家庭不宁。
李家生活并不平静，家中“小争执频仍，大纷争则如周期性的轮转”。
李家氛围常显暴烈，原因有三：首当其冲的是正室与侧室之间的纷争不断；其次，李德文性情急躁，举止粗暴，尤其在资金紧张之际，怒火更是难以遏制，常将怨气倾泻于妻子们身上；再者，江青之母李栾氏性格刚烈，无论是与正室争执，抑或是与丈夫争执，她皆坚守立场，绝不轻易退让分毫。
江青曾言：“家境贫寒，粮米亦不足，致使家父时常对母亲施以责打。”此等行径，令他收获了“骂街高手”的恶名。于是，江青的幼年岁月，便在家庭纷争的阴影下度过，饱受贫困、压抑与不幸之苦。
江青个性鲜明，极具野心，这或许源自母亲的遗传基因，亦或是家庭环境塑造的结果。维特克在其著作《江青同志》中，依据江青的自述，如此描述道：
尽管他（江青父——引者注）心中郁结，他便将怒火发泄在孩子身上；然而，每当他粗暴地对待她母亲，所有的孩子便会立刻围聚在母亲身旁，这便是他们所能采用的最为有力的保护之策。
他的某些狂暴行径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在“花灯节”期间，恰逢正月十五的夜晚，众多地主人家挂满了绚丽的彩灯。或许是受到了这种超出他所能企及的富裕程度的显摆所激怒，江青的父亲猛地抓起一把铁铲，冲向了他的妻子。
起初，暴力降临到她的后背，紧接着又挥向她的手，以至于她的小指被击断。江青挺身而出，冲向母亲身边欲保护她，她的嘴唇同样遭受重击，甚至脱落了一颗牙齿。正如江青所叙述的这幕暴行，她母亲的手指留下了永久的残疾，而她则用食指轻轻掀开自己的上唇，让人目睹她儿时被打碎的牙齿。
她的话语如同对内心的一次深刻反省：“起初，我坚信所有男性皆非善类，这源于我父亲曾对母亲和我们孩子所施行的暴行。然而，真正驱使他如此行径的，却是那令人窒息的贫困。”
无论理由多么充分，这事件终究成为了她母亲无法承受的最后一击。她毅然将江青绑在身后，母女俩逃往异地他乡，从此再未返归。
江青故作神秘地再言，尽管她当时尚且年幼，却自那时起便在幽暗中摸索前行，继而独自在夜色中踏上了旅程。
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但还没有男性子孙的地主收留了江青母亲，作他们家的仆人。江青虽然最初拒绝和母亲一道去，不过随后还是同意了。她记得从那时候起，她母亲就一直被一些男人所包围。她母亲参与家务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使江青很为难，下面这些话为此提供依据：
由于母亲需外出工作，我才有机会踏入学校。得益于学费与书籍的无偿提供，我得以顺利完成小学学业。即便如此，饥饿与冷食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的生活最终导致了慢性胃肠炎的困扰。
她犹记得，在那艰难岁月，仅靠下乡亲友所赠的冷硬薄饼勉强充饥，随之而来的便是剧烈的呕吐和持续不断的恶心感。她感慨道，自幼年起，消化系统便成了她挥之不去的痛楚之源，长年累月地与之抗争。
她童年从未着过新衣。（她言辞中带着怨恨）。
“衣服都是哥哥给的。”
她的发丝总是以两缕俏皮的小辫形式呈现，却也因此招致了一些烦恼。在她母亲工作的地主家中，有一位小女孩总喜欢没事找事，对江青那别具一格的发辫样式进行无端的嘲笑。
那日，女孩正当愤怒之极，猛地扯住了江青的头发，此举激怒了江青，她使出浑身力气将女孩推开。然而，悲剧接踵而至。家中的其他成员纷纷加入，一同对这名敢于反抗的孩子发起了整治。最终，她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她离开了那个家。
不久，她的母亲再次觅得一份职位，那是一家破败的庄园主宅。在那个时代，财富的流失便等同于饥饿的威胁。某晚，江青独自一人滞留在与母亲共居的屋室中，屋外雨滴穿透破旧的窗棂，窗户上所剩无几的窗纸在风雨中摇曳。仅靠一盏微弱的小油灯投射出的黯淡光芒，江青在炕上静坐了数小时，无所事事，只等待着母亲的归来。炕是北方石砌大床。。
晨曦微露之际，雨势方歇，母亲步履蹒跚地出现在门口。江青心中一惊，母子二人皆愣立原地。母亲突然失声痛哭，紧紧将江青拥入怀中。她手中递过一块厚实的大饼，然而江青因疲惫不堪，未曾入口便沉沉睡去，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亦未尝一口，轻柔地将这珍贵的食物小心包裹，预备着日后共同分享。
“自幼年起，仅五六岁之时，我便开始独自踏夜寻访母亲的身影。”
她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意在给听众留下一个令人好奇的悬念——她母亲所找到的工作，竟是在夜间进行。在夜晚，独自沉浸于对未知的好奇之中，成了江青回忆童年时光的核心。江青继续说道，别人在夜晚行走时，都会害怕遭遇妖魔鬼怪或神仙；而她，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恐惧。然而，有一种事物让她感到畏惧，那便是那些凶猛的恶狗。
数年来，她始终与挥之不去的恐惧为伍，那恐惧如影随形，甚至企图吞噬她。每当回想起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恶犬，便又勾起了她心中另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彼时，她居于陈庄一隅，此村与她家门同姓李者颇众。饥饿的煎熬促使她踏上了街头，穿梭于狭窄巷弄间，寻觅母亲的踪迹。在这人烟稀少的村落，恶犬横行。她不幸遭遇一群贪婪的恶犬围攻，它们凶狠地咬住了她的腿。
提及那段往事，她轻轻提起裤腿，让众人一瞥那在她脚踝上方若隐若现的疤痕。随着狗吠声此起彼伏，警报声响起，她的母亲迅速跑来，一把将她紧紧搂在怀中，随即背起她匆匆赶回家。泪水沿着母亲的颊边滑落，流淌成悲伤的河流。
正如江青所回忆，当年元宵之夜，因父亲李德文怒气冲冲，盛怒之下对她母亲及自己出手，母亲在极度的痛苦与羞辱中，承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便毅然抱起江青，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家。
江青未曾透露李德文在元宵佳节挥拳相向的缘由。原来，李栾氏不愿安于李家次房之位，她渴望独立门户，以期与正室平起平坐。李德文不愿家族分裂，但李栾氏态度坚决，不肯妥协。由此，一场家庭纷争由此掀起。
战火硝烟散去，李栾氏携女儿毅然离开了李府，踏上自立更生的道路。江青曾感慨万分：“回想起我的童年，那是一段充满恐惧与凄凉岁月的记忆。”
在《江青同志》一书中，维特克如此记载：“江青的家境颇为贫寒，无力购置制服，因此只得随意穿着，大多是男孩们丢弃的旧衣。她的身影常引发其他孩子的讥笑，认为滑稽可笑。江青的鞋子破旧不堪，一只鞋甚至露出大脚趾，同学们便戏谑地称她为‘大哥’；而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戏称为‘鸭蛋’。”
尽管江青自幼便对她那性情暴戾的父亲缺乏好感，对李家的氛围亦不以为然，但她与同父异母的兄姐们却相处融洽。特别是与比她年长11岁的姐姐李云露，两人之间感情深厚，情谊尤甚。
自幼，江青心中最挚爱的，无疑是她的亲生母亲李栾氏。有一段江青未曾对外人透露的过往，在此处却不得不一提：
江青的母亲曾于诸城张家担任家仆。张家乃一方大地主，与臧、王、孟三家并称诸城四大豪门。张家之子，名为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张宗可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十六载。他对江青日后投身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她成为“旗手”的过程中贡献良多。
张家原非诸城之居，实则坐落于山东胶县利民区的大台庄。张家共有四子，长兄名为张宗彝，次子张宗开，三子张宗儒，幼弟则是张宗可。
1915年，张宗可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年仅十七岁便迎娶了胶南县陈家庄的陈宜女士为偶。婚后的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名叫张玉珉，亦称张子石，在文革尾声之际，他曾跻身杭州市的要职之一；而女儿则名为张玉瑛，在青岛的烟厂辛勤工作。
1917年秋季，张家不幸遭遇土匪洗劫，位于胶县的家宅遭受重创。为了确保今后的人身安全，家族随即决定搬迁至诸城，并在那里安顿下来，自此成为诸城之客。在此期间，张宗可更改姓名，更名为张叔平。张叔平在诸城县小学担任教师一职，后升任校长。
1924年，张叔平踏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大门，更名为“赵容”。次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肩负重任，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以及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并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及秘书长。自1930年起，他投靠了王明，成为了王明麾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1933年7月，张叔平身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核心领导，在苏联莫斯科担负重任。他为自己挑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КАНШЕН”，汉语音译为“康生”。自那时起，他便以“康生”作为自己的名字。相比之下，作为张家第四子而取的“张少卿”之名，则鲜为人知。
康生与江青同乡情深。1937年秋，江青踏入延安之际，恰逢康生与王明亦归返延安。这位同乡曾对江青伸出援手——此事容后再述。
鉴于江青与康生均属“大左派”阵营，在“文革”期间，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而康生则担任顾问，两人间的政治联系尤为紧密。因此，后来有人基于此推测，将江青与康生的关系追溯至早年，并将其描述为一种从小就“极为亲密”的关系。
诸多文献记载，张叔平昔日总在门前台阶上，目光炽热地期盼着经过此地的李云鹤。更有甚者，提及康生与江青在上海期间的“亲密关系”。另有说法指出，“尽管康生知晓李云鹤已抵达上海，他却难以靠近她”。
赵容（康生）与曹轶欧同在1933年7月中旬启程赴苏，自此告别了上海。与此同时，李云鹤在同年7月急速逃离青岛，恰巧与赵容擦肩而过。何来“性关系”之谈？又怎会有“想接近却不能”的念头？
此推测法荒谬！
1937年8月初，江青抵达延安，彼时距她离开上海尚不足四个月。同年11月29日，康生亦随王明自苏联归来，重返延安。
因此，江青与康生在政治层面上的真正交集，始于1937年11月底康生重返延安之际。在此之前，江青与康生是否有过相识，无从稽考——毕竟，康生离开诸城时，江青年仅十岁。在江青接受维特克的采访时，谈及自己的童年往事，亦未曾提及康生其人。
摘要：在《江青同志》一书中，维特克如此记载：“江青最为反感的课程便是孔子所倡导的‘修身’之学。记得有一次修身课期间，江青心神不宁，老师无奈将她带到洗手间，用戒尺惩戒了她五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感到了歉意，主动寻求与她的和解。然而，江青此后仍因其他事件引发了两次争执，最终在学期末被校方开除。就这样，她的小学生涯在第五年不期而终。”
03
李云鹤学戏经历
江青小学毕业。
在《江青同志》一书中，维特克如此记载：“江青对孔子教义中的‘修身’课程尤为反感。有一次，在修身课上，江青心不在焉，老师无奈之下将她带到厕所，以戒尺惩戒了五下。课后，教师似乎感到愧疚，主动向她道歉。然而，江青之后又因其他事件引发两次争执，学期末，她最终被学校开除。就这样，她的小学生涯在第五年画上了句号。”
1926年，年仅12岁的李云鹤，小学尚未毕业便不幸失学。
有关她失学的缘由，流传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如江青本人所述，系因她冒犯了修身课教师，加之她性格独立，不愿向教师道歉，最终导致被学校勒令退学。其二，有说法指出，江青的母亲无力承担其学费，这成为她不得不辍学的原因。
恰逢那年，父亲李德文病情加重，而大太太已不幸离世，于是她向二太太李栾氏发出归家照料的请求。李栾氏这才得以重返李家——鉴于李德文一旦离世，她将有权继承一部分遗产。
不久，李德文不幸离世。次年，即1927年，她随母亲一同，离开了故乡诸城，抵达天津，投奔姐姐李云露的家。姐夫王克铭，彼时身为奉系军阀部队的军官。李云鹤并未就读中学，于是便在姐姐家中暂居。
于天津，李云鹤初次邂逅了电影的光辉，尽管那是一部默片——无声电影的先驱，她却看得如痴如醉。她在姐姐家中操持家务——扫除地面、整理房间、外出采购食材以及光顾当铺等琐事。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中记载：
江青感慨道：“体力劳动固然让我身体更加强健，但我内心深处依然渴望继续深造。然而，现实却让我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这里的学校学费高昂，我无力承担。更不幸的是，我姐夫也失去了工作。”
次年，那是一个北伐军即将抵达的时节——她记忆犹新。（1928年6月6日，北伐军抵达天津。）她毅然决然地选择告别家园，立志投身于一家由华人创办的卷烟厂，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在那个时代，香烟的制作全凭手工完成。而且，那些繁重的劳作往往由稚嫩的童工承担。
尽管她家中的窘迫已迫使她不得不将家中几乎所有值钱之物典当于当铺，她的姐夫却仍旧阻挠她前往卷烟厂工作。他告诫她，一旦踏入职场，她将沦为一名“小官僚”——一个她难以向人解释其含义的名词。
在他的坚决反对和阻挠下，最终她还是顺从了姐夫的安排。1929年，姐姐一家搬迁至山东省的省会——济南，江青及其母亲也随同前往。那是在1929年的春天，姐夫王克铭因工作调动至济南，江青便与母亲、姐姐一同抵达济南，他们暂居于城内的按察司街27号（笔者曾在济南多方寻找，遗憾的是，那座年代久远的房屋已被拆除）。
频繁地在姐夫家中蹭饭，终究不是长久之策。江青听闻济南设有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正在进行招生，于是毅然决然地前去报考。关于江青考入山东实验剧院的详细过程，她的同窗好友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了《江青，我的老同学》一文，其中记载道：
剧院的招生考试虽分为济南与北平两地进行，但焦点无疑集中在北平。江青并非在北平考区脱颖而出，而是成功考取于济南。这一细节，我记忆犹新。
就学历而言，剧院的入职门槛为中学毕业，江青似乎是以同等学历成功入选。鉴于我彼时亦为一名学生，对于她入学的具体过程并非完全了解。然而，剧院的尊师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期剧院迁至后方抗战时期。告我妻江青入学考试往事。
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江青曾向维特克坦言：“追溯至1929年，我在济南踏入了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的校门。这是一所培养艺术人才的学府，我在此主要钻研现代戏剧，并兼修古典音乐与戏剧知识。彼时，我年仅15岁。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免费的食宿，每月更是额外发放两元的津贴。”（相当于60美分）学校倾向于吸纳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毕业生，而我却缺乏相应的技术和学术背景。然而，我之所以能被接纳，纯粹是因为学校女学生数量的稀缺。尽管我在此仅停留了一年时光，但我收获颇丰。我全面学习了通往艺术之路的每一个环节。每天黎明即起，我努力汲取知识的养分。”
位于山东省的这所实验剧院，隶属于省教育厅的直接管理，致力于传授京昆艺术和话剧表演。剧院的院长由赵太侔先生担任。每逢周末及周日夜晚，剧院对外开放售票，届时学生将登台献艺。剧院的院址坐落于济南贡院墙根，而学生宿舍则位于济南文庙附近。
赵太侔身兼青岛大学教务长一职，迁居青岛，却依旧肩负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的重任。山东实验剧院，实则由王泊生及其夫人吴瑞燕共同执掌。踏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成为了李云鹤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若无话剧演员李云鹤，便无从谈及后来的电影明星蓝苹。戏剧的学习，让李云鹤踏上了文艺的征途。
与赵太侔的结识，对李云鹤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而显著的影响。
赵太侔（1889—1968），声名显赫，被誉为著名的戏剧家与杰出的现代教育家。他本名赵海秋，亦曾以赵畸为号，而“太侔”则为其雅号，自此便以字闻名于世。赵太侔，山东益都人士。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他于1914年踏入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大门，并于1918年学成毕业。随后，他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在梁实秋的《谈闻一多》一文中，他不时提起与闻一多一同赴美留学的赵太侔：“彼时与我们频繁往来的朋友，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人，皆以长发为饰，往往直至日上三竿，方才懒洋洋地起身。”“赵太侔堪称一个沉默寡言的奇才，他在纽约跟随Norman Geddies学习舞台设计……”
1925年五月，赵太侔与闻一多、余上沅携手归国，共同肩负起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的重任。嗣后，赵太侔投身于北伐的洪流之中，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秘书一职。
随着北伐军挺进山东，赵太侔投身于山东大学的创建之中，并在1932至1936年、1946至1949年两度担任该校校长之职。此外，他还于山东泰安设立了民众剧场。该剧场后迁至济南，更名为“实验剧院”，并聘请王泊生担任教务主任。
王泊生，生于1902年，卒于1965年，原籍河北遵化县。与王泊生同乡的吴瑞燕，则是广东人士。二人在北平国立艺专曾为同窗之谊。除王泊生与吴瑞燕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席上，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等知名教师。话剧组由万籁夫主持，而他亦为王泊生在国立艺专的校友。
在《江青同志》一书中，维特克如此描述了江青在山东实验剧院的求学与生活经历：
她不仅涉猎广泛，深入研读戏剧领域的各类文献，且潜心学习古典歌剧的演唱技巧，参与现代戏剧的演绎，甚至涉猎了多种乐器的演奏。尽管她的指导老师对她赞誉有加，然而这位男性教师却以坚持严格的训练纪律而著称。
为了精准调整她演奏的节奏，教师挥舞指挥棒轻敲她的腕骨，她不禁对这种教学手法发出叹息。鉴于她所接受的训练尚显不足，她目前仅能进行基础练习，尚未达到相应的等级标准。
江青就读的班级中仅有三位女生，她年纪最为幼小。那两位女生，与其他同学无异，也对江青抱有轻视。这主要是因为她常穿着修补过的衣物。校长夫人，曾是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子。邓颖超，周恩来夫人，亦曾就读于该校。。
其中一位女孩是校长的胞妹，被贴上了“反动分子”的标签，她经常对江青进行欺凌。然而，江青坚守着自己的原则，毫不退让，并巧妙地以其特有的方式戏弄其他女学生。时至今日，四十年光阴荏苒，她坦诚地表示，对于这些过往，她能够轻松愉快地回忆，而非仅怀怨恨之情。
该学校位于一座古老的孔庙之中，夏日的炎热使得教室内的空气格外沉闷。放学之后，学子们常聚集于宽敞的殿堂之中，寻求片刻的清凉。江青仍清晰地记得位于殿堂中央那尊高大的孔子雕像。孔子头戴一顶硕大的帽子，帽沿上装饰着缀满珍珠的帘布，两侧则分列着他的七十二位贤弟子。
那是一个闷热难耐的夜晚，江青于大厅中安顿下来。不料，她不慎碰倒了一只陈旧的藤椅。正当两名女学生闲庭信步步入大厅之际，她们便要求江青立刻起身，为其修复椅子。江青决定以她独有的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她提议先点亮灯光以便照亮，随后再将椅子缓缓推回大厅，供她们使用。
正当她们洋洋得意地落座之际，她却突然携灯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大门，紧接着重重的关上了身后的门，消失在门外。在一片与世隔绝的黑暗与恐怖中，那两位女孩失控地尖叫，迫切地呼唤着，希望有人能前来拯救她们。
王庭树于台湾公开发表《江青，我的老同学》一文，其中亦如此记述道：
山东实验剧院的校址，便设在济南的文庙之中，既作为授课之所，亦兼作学生们的宿舍。在初创时期，我们师生年幼，加之文庙宽敞，便有不少奇谈怪论流传开来。由于胆量尚浅，夜晚时分，我们不敢轻易走出宿舍，四处游荡。某日，不知是谁心生一计，意图考验同学们是否迷信，便提议于深夜时分，前往大成殿，试图摘取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以证明自己无畏鬼神。
这是男同学们想出的一项充满刺激性的新点子；然而，男同学们只是说说而已，无人真正付诸行动。终于有一位胆子颇大的同学站了出来，他拿来了平天冠，这一举动令众人惊愕。这位勇敢的人就是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
江青踏入实验剧院，那里女同学寥寥无几，仅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以及陈崇娥，她们三人共住一室。相较之下，男同学的数量则较为可观，其中包括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赵荣琛等众多名字。
附带一提，1929年与李云鹤同期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为魏鹤龄。自1935年起，他也踏入上海电影行业，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他相继参演了《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多部影片，担纲主演。他与李云鹤（蓝苹）曾在济南、上海等地共事，不幸在“文革”期间遭受江青的迫害。
此外，还有一位男同学，他日后不仅成为了我国电影界的著名演员，更跃升至名导演的行列，他的名字叫崔嵬。
《江青同志》一书中，如此描绘了她的艺术学习之路：
曾有一回，校园内上演了剧作家田汉所创作的“资产阶级戏剧”——《湖上的悲剧》。这部实验性的作品，在当时的戏剧界产生了不小的波澜。田汉所创立的南国剧社，在那个时代，堪称一个充满进步精神、影响力深远的戏剧团体。剧中的领衔主角，正是校长夫人妹妹的同学。江青则每周一更换角色，出演不同角色。然而，那时的观众席上人影寥寥。
江青将全部的热情倾注于角色演绎，她的表演风格深深触动观众，使之泪流满面。观众的热烈反响，又从她的眼中催生了更多的泪水。这正是遵循“自然主义”表演流派所激发出的情感共鸣（正如她后来所阐释的，自然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制度所摒弃）。
表演结束，她正沉浸在卸妆的流程中，学校的校长与她的指导老师步履坚定地踏入更衣室，对她的表演技艺大加赞赏，并大声夸赞她将成为一位极具潜力的悲剧角色扮演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赞誉，她感到既惊喜又困惑，感动之余，热泪再次夺眶而出。随后，她不顾一切地从更衣室中冲了出去。
在山东实验剧院度过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涯后，江青便踏上了前往北平进行演出的征程。
她对维特克说：
1930年，韩复榘将军执掌济南市政，彼时山东省实验剧院被迫关闭。剧院的部分教师与同窗便组建了一支巡回话剧团，前往北平进行演出，我亦置身其中。未经母亲同意，我悄然踏上了旅程，仅于火车即将启程前，于火车站匆忙寄去一封信件告知她此事。
那一年，我年仅十六岁，在北京的生活实属艰辛。那时的我，衣物装备简陋至极，内衣内裤几乎无从谈起。纵然我携带了家中最舒适的棉被，却依旧难耐严寒。只因那棉被经年累月的使用，棉絮已渐渐稀薄。
彼时北京正值风沙肆虐的季节，狂风卷起的沙尘暴令人心生烦扰，夜幕降临后更添凄凉之感。那时的我尚不谙政治之道，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立场，我也未形成明确的观点。我唯一的信念便是自食其力，而对戏剧的热爱则是我的精神寄托。
江青曾是一名京剧演员，活跃于济南、青岛和烟台的舞台。她回忆道：“我从很小就开始演京剧，每天一大早就起床练声。那时我整天都在练功、排练和演出，非常瘦弱，与你们现在的舒适生活截然不同。如此安逸，又怎能投身于京剧革命呢？”三十多年后，身为“旗手”的江青在谈论“京剧革命”时，如此自豪地回忆道。
实则，她的京剧生涯起初仅是在一个勉强拼凑而成的京剧团体中，度过了数月时光。
王庭树回忆起那段岁月，感慨万千：“由于军阀混战，韩复榘入主山东，剧院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我们随王院长（泊生）返回北平，然而海鸣社在北平依旧上演着戏曲。王泊生的《打金砖》声名远扬，位列倒数第三的戏码，紧随其后的则是李云鹤的《玉堂春》。我那时负责后台管理工作，对于师妹李云鹤能独立担纲一剧，心中自是喜悦。然而，她的戏龄尚浅，乡音浓厚，使得北平的观众难以接受。加之这是创新之作，北平的演出又非频繁，种种不利因素都笼罩着李云鹤，似乎既不利于她的成长，回到山东或许也是一条出路……”
04
初婚
自北平返济南之际，江青曾经历短暂的初次婚姻。曾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曾如此记载：
1928年左右，我已投身于新闻事业的征途。彼时，一支来自山东的实验京剧团来到了北平。北京改称北平那场演出，我仍记忆犹新，是观赏了《打金砖》，讲述了汉光武的传奇故事。剧中唱词繁多，尤其是凌烟阁一幕中主角的自责之情，尤为动人心弦。主演为该团团长王泊生，而其他演员的姓名则并未见于海报之上。至于是否有一位名为李云鹤的女角登台，我未能详查。
李云鹤当时正值该团新培养的小旦之列，回济南不久，便经媒妁之言，与一位青年结为连理。或许是因为新婚丈夫显得过于朴实，或许她自视甚高，如同江上的青峰，担心自己会就此埋没于尘世？无论如何，这位女子毅然离开了家庭，悄无声息地来到青岛，寻求赵老师的帮助。
自然，她的学历不足以达到上大学的门槛，无奈之下，赵太侔便为她在该校图书馆谋得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职位。不久，她竟然与山大的一位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更名为山东大学——引者注）赵教授的侄子黄敬，在经过一段温馨的交往后，正式对外宣布了他与读书人的同居生活。
江青的所谓“私人伴侣”究竟为何人？徐铸成并未提及此事。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江青传》中，援引了江青昔日同学、现居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
回到济南后，云鹤并未受到邀请担任任何工作职位。同时，她也未能寻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归宿。那时，她深知，自己缺乏正规的高等教育背景和稳固的家庭支持，这些成为了她面前的障碍。在她眼中，唯有依靠自身的才华、独特的个性，或是精心策划的计谋，才能把握住属于自己的机会。
一位姓费的青年，中学毕业后对京戏与地方戏情有独钟，便踏足艺专，观赏了《湖上惨事》的演出。（又名《湖上悲剧》）那日，云鹤的演出恰逢良辰。济南商人费君之子，被云鹤的风采与美貌深深吸引，宛如醉入其中。费君天性孝顺，行事务实，年纪略长于云鹤，其人亦颇具风度。云鹤对此感到十分愉悦，在《湖上惨事》中的亮相，更是激起了一位观众的强烈情感。自此，云鹤与费君多次见面。
艺专一关闭后，云鹤陷入了无业可做的困境，而且经济上也捉襟见肘。她在艺专的数学期里，与家中亲人的距离日益拉远。众多好友纷纷劝她顺应潮流，寻求一份稳定的保障：“切不可让良缘溜走。”这已成为那些寻求高嫁之门的姑娘们的箴言。1930年底，她与费君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依照当时的习俗，她嫁入费氏商人家族，成为了被束缚在夫家的儿媳。
这段联姻仅维持了数月，而最后的几周家中陷入了一片混乱，喧哗与争吵不断。闲言碎语四起，有人议论云鹤懒惰，“睡到日上三竿”方起身（大约上午十时），仿佛是个颐指气使的阔太太，安坐不动。众人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乏应有的礼数，无法适应家规的约束，常常离家与他人聚会，或是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似乎无法理解，自己已不再是舞台上的角色，而是费家地位最低的新媳妇，身处现实生活的角色之中。
那个“费君”——裴明伦，是江青三叔李子明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且是独子。他跟江青的婚姻非常短暂。江青1931年5月嫁给富家子弟裴明伦，7月，便与裴明伦离婚，可谓闪电结婚、闪电离婚。
江青与裴明伦解除婚姻关系后，她选择了离开济南，转赴青岛。她的过往经历昭示，每当她的婚姻出现裂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搬离熟悉的城市，前往一个全然陌生的地域，开启崭新的生活篇章。
王庭树言及江青济南至青岛之行。
她跑到青岛找赵太侔院长。赵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将她安置于校内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一职；那时，梁实秋恰任青岛大学图书馆的馆长。
如此，江青踏出了北平，投身于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一职。谁料，这一选择竟成为她人生旅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05
成为梁实秋下属
青岛，这座镶嵌于黄海之畔的璀璨明珠，碧波荡漾的海水有规律地轻抚着米色的沙滩。一排排红瓦别墅，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之中。这里，是一座洋溢着诗意的城市。
国立青岛大学初创于彼时，其址位于万年山之脚下。昔日，此地曾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仅五六座楼房，便构成了这所新兴大学的校舍。校门之上，高悬着由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的“青岛大学”四个大字。蔡元培先生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彼时，他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亦居住于校内。该校所聘教师中，不乏来自北大、清华的杰出人才，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
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始校长一职由杨振声（亦名杨金甫）担任，而教务长的重任则落在了赵太侔的肩上。
梁实秋担纲外文系主任之职，同时兼任图书馆馆长一职。江青曾在其麾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对江青而言，青岛大学给予她的熏陶，对其日后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曾如此回顾道：
1931年春初，我抵达了青岛。那里，寒冷的大雾与夹带着海盐气息的港湾微风交织，构成了一幅奇妙画卷。赵姓老师，他不仅是我昔日的学生，更是我的邻家好友。曾任山东实验剧院导演现今，我担任青岛大学某学院的院长，并在文学系执教教授之职。鉴于我的这些身份，他遂安排我赴青岛大学工作。（今山东大学）。
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张1931年全馆员工集体照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佩戴眼镜、身着棉袍的馆长梁实秋，还能瞧见身着西式大衣、装扮时尚的助理馆员李云鹤（如图所示）。
1931年，任职于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江青（图中居中，左三），与佩戴眼镜的梁实秋（图中居中，右三）合影留念。
据江青女士的回忆，维特克在其所著《江青同志》一书中如此记载：
赵先生的邀请虽让她心情有所舒缓，然而面对青岛这个陌生的城市，她仍旧感到不甚自在。为了给她打气，赵先生承诺在大学内设立一个她所热衷的艺术系，并承诺承担她前往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在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也纷纷力劝她接受这个邀请。最终，她点头应允了。
“赵先生实质上归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行列。他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见解，与胡适的观点不谋而合。我昔日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意识颇感认同，”她微笑着继续道，“当时，胡适所在的团体成员众多，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均在其列。他们曾试图将我纳入他们的阵营。闻一多，曾是我在青岛大学的一位尊敬的老师，我曾多次旁听他的课程。”
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了我们最为深刻的反面教材。自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事变”爆发，我国东北三省（即满洲）便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一事实，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我们不能沦为任何外国的奴隶。对我个人而言，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我持着坚决的反对态度。在那个时期，全中国迎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众多学生纷纷发起罢课，或前往政府机构请愿，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这场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参与。
“这情形让我觉醒，于是我向赵老师表达了我的意愿，‘我希望能参与请愿活动。’他却坚决阻止我，质问：‘你这是想找麻烦吗？’我吓得无言以对，无法反驳。我转身离去。我深知他对我的举动感到极不高兴。我独自攀登了一座小山，在林间漫步，思绪纷乱。他的话中暗示学生的爱国行动就是‘添乱’。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认识到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众多学子对课堂与考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面对老师的额外援助，我婉拒了。于是，我投身于大学的教职员工行列，成为了一名图书馆管理员，我的职责是整理卡片。与此同时，我依然坚持旁听大学课程。每月我能赚取三十元（约合九美元），其中十元寄回给了母亲。然而，鉴于青岛高昂的生活成本，剩余的二十元对于我来说远远不够。正如你们所熟知，我不仅需要自给自足，还需自掏腰包支持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我们并未得到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当我们将演出带到工厂和农村时，受到了工人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与支持。然而，他们自己也面临着经济困境，无力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要解放全中国，我们必须依靠广大穷苦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难怪她后来会走上造反的道路。”
韩菁清女士，梁实秋夫人，自台北抵沪之际，向笔者透露了一段往事。梁实秋在观看公审江青的电视直播时，不禁感慨万分，他笑谈道：“记得当年在青岛大学，她突然向我借了两角钱。我好奇地问她用途，她回答说是要买酒心巧克力。她虽借走了钱，然而时至今日，这笔借款却尚未归还。”言罢，梁实秋放声大笑。
2004年5月28日，我有幸在旅居美国的画家李斌与王亚卿夫妇家中，目睹了一帧极为罕见的江青十七岁时的珍贵照片。这是一张四人合影，其中江青（李云鹤）当时年仅十七岁，站在前排左侧。与之并列的是邓宛生，而邓译生则位于其后左侧，杨蔚则站在后排右侧。
邓译生与邓宛生，系青岛大学校医主任邓仲纯的千金。邓译生亦名方瑞，日后更成为著名剧作家曹禺的贤内助。杨蔚，则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知名作家杨振声的掌上明珠。
此幅影像捕捉于1931年秋季，场景设在青岛的黄县路7号。此处坐落着一座米色墙面的二层洋房，顶部配有阁楼，内居住着杨、赵、邓三姓人家。其中，杨姓人物为杨振声，赵姓则为赵太侔，邓姓则代表邓仲纯。
李云鹤居赵家。
李斌先生透露，此幅照片系在香港邓宛生女士府邸进行翻拍所得。他立刻拨通了83岁高龄的邓宛生女士的电话，征得其首肯，将该幅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收录进我的著作《“四人帮”兴亡》中。
江青回忆，在17岁那年，她一边担任图书馆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蹭课。她对闻一多的课程情有独钟。她曾向赵炳欧教授求教，并尝试创作了剧本《谁之罪？》。她与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结缘，频繁拜访沈楚楚，进而认识了沈从文。她曾撰写短篇小说，并就创作事宜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对她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极大地提升了她的写作水平。她也尝试过诗歌创作，但未曾敢向闻一多求教。身处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她当时渴望在文学领域有所建树。
众所周知，自抗战爆发以来，沈从文与左翼作家群体间关系日益紧张，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以及“自由主义文学”等众多论战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成为了众矢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人生陷入低谷，只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古代服饰的研究工作。尽管如此，江青却始终对他记忆犹新。1973年，江青特地安排沈从文前往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但沈从文却只愿独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在青岛大学的校园内，一位来自物理系年仅19岁的学子，对江青的生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青与他相识，纯属顺理成章，毕竟他乃赵太侔的姻亲，其妻弟的身份使然。
赵太侔的妻子俞珊，乃我国话剧界的璀璨明星，亦是南国社的杰出成员。
俞珊，浙江山阴（今绍兴市）望族之女，于1908年诞生于日本东京。自幼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继而深造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及南京金陵大学。她天生丽质，英语流利，才貌俱佳。
1929年，田汉率领南国社剧团抵达南京金陵大学，进行话剧《湖上的悲剧》的公演。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该校女生俞珊拥有一双“金色的眼睛”，且具备出色的戏剧天赋。俞珊应田汉之邀，加入了南国社的大家庭。与此同时，田汉正着手筹备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经典剧作《莎乐美》的演出——田汉自1925年起便已翻译了该剧本。这次，他亲自邀请俞珊担纲主演，并亲自执导。
年仅二十一岁的俞珊崭露头角，一举成名。1929年7月29日至8月5日，《莎乐美》在南京与上海两地精彩上演，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当时的评论家赞誉她“容貌娇艳，表演生动”。她所饰演的因求爱未果而割下爱人头颅并亲吻的剧照，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即便到了2003年，《插图中国话剧史》一书的出版，也仍旧将此张剧照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画面，置于封面与封底。
1930年，俞珊再度担纲主演，演绎了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同名小说的话剧《卡门》。此剧的改编工作依旧由田汉担纲。自此，她声名鹊起。甚至著名诗人徐志摩也被俞珊的魅力所倾倒，于上海四明村的书房内悬挂起一幅她在《莎乐美》中的剧照。
在俞珊的忠实观众群里，亦有一员是梁实秋。《莎乐美》在上海的首次公演之际，梁实秋便位列其中，成为了一位捧场的观众。他与俞珊之间，亦有着一段相识之缘。
正当俞珊在演艺生涯中攀登巅峰之际，却遭遇了父亲俞大纯的强烈反对。俞大纯坚信女儿从事演艺事业有损家族声誉，他警告俞珊，若她执意重返舞台，他将公开发表声明，断绝与她的父女关系。面对父亲的坚决态度，俞珊无奈之下，只能屈服于父命。
1930年，俞珊于上海不幸身染疟疾与伤寒。身体有所恢复之际，医生建议她前往风景旖旎之地静养。恰逢梁实秋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赴青岛大学任教，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一职。青岛以其宜人的风光而闻名。于是，俞珊随梁实秋一同前往青岛，于青岛大学图书馆就职，借此机会得以休养。
俞珊的降临，引得赵太侔倾心追求。赵太侔与结发妻子已分道扬镳，对相差十九岁的俞珊一见钟情，最终与她结为连理。“戏剧界知名才女俞珊女士与赵太侔先生喜结良缘”，这一喜讯在当时的青岛迅速传开，成为一时的热门新闻。
在“一二•九”运动中，俞启威（亦称黄敬，居上）、姚依林（位于左下）、郭明秋（位于右下）三位英勇的斗士。
江青于青岛之黄县路7号赵太侔宅邸下榻。她翻阅着俞珊的剧照集，对俞珊心生极大的羡慕之情。俞珊虽仅比江青长六岁，江青却亲切地称她为“师母”，其称呼中流露出的亲近感尤为明显。在赵太侔与俞珊的家中，江青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随之陷入了一段炽热的恋情之中……
邓宛生女士在电话中对笔者透露，她曾扮演信使的角色，在江青与俞启威之间辗转传递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