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则消息在华北日军中不胫而走：八路军装备了新型子弹，这种子弹在飞行过程中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一旦击中人体，便在体内爆裂，造成极大的创伤面。
日军士兵说，这种子弹的弹头竟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鲜红色，或许正是八路军特有的标识。
是的，八路军确实存在这种子弹。
自1940年起，八路军陆续开始配备此类装备。红色弹头这颗子弹，系由八路军军工部自主制造，至今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中，仍可一睹其真容。
边区红圆头子弹
在这位日本老兵的战地手记中，这种子弹被冠以“夺命红头弹”的可怕名称——“肩部遭受重击，伤口随即被彻底撕裂，宛如整个肩膀从那孔洞中被强行剥离。”
日军伤兵的惨状，无不彰显“红圆头”弹药的巨大杀伤力。
据我们了解，传统观念中认为八路军的装备似乎并不先进，那么这些威力十足的弹药究竟从何而来？
实际上，所谓“红圆头”子弹，正是对当地弹药装备落后的真实写照——这是“不合格”产品。
欲探悉“红圆头”之谜，不妨先一同探究八路军弹药之渊源。
不靠谱政府
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理应享有国民政府提供的全部武器与弹药。然而，现实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
“国民党已两年未曾发射一弹，未来发放的可能性亦颇为有限。”
显而易见，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选择了中断对八路军的弹药补给。
事实上，八路军能从国民党手中获取弹药，其过程始终受到“两党关系”这一因素的深刻影响。
在“七七事变”爆发至1938年7月这一年间，国共两党关系相对融洽，因此八路军所获得的弹药供应既迅速又充足。
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在1937年8月20日这一历史节点（当时红军尚未完成改编，仍称红军），南京方面向红军提供了大量弹药，具体包括：七九步弹三十万发，七九机枪弹二十万发，驳壳枪弹二十万发，迫击炮弹六百二十枚，以及手榴弹一万五千颗。
此处存有一份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接收弹药之详细清单：
资料来源：《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弹药供应问题探究》
自1939年下半年始，局势发生了转变。
1939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边频繁制造冲突，使得两党间的紧张关系愈发加剧。紧接着，蒋介石采取“断绝供应”的手段，对八路军施加压力。他在同年12月下达批示，明确指出：“在第八路军未撤离绥德，转往河东地区之前，切勿再发械弹”。
自此，国民政府便完全切断了向八路军提供的弹药供应。八路军只能靠缴获和自制来补充弹药了。
弹药匮乏
自八路军转入敌后战场开展作战活动以来，战事愈发激烈。在失去国民政府提供的弹药补给后，部队的弹药储备日益紧张。尽管各部弹药存量各异，但面对补给线上的重重困难，弹药供应普遍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
作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弹药储备尚属充足。据当时担任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在平型关的激战中，每位战士均分配到了超过100发的子弹以及两颗手榴弹，这对于八路军而言，可谓是相当奢侈的装备配置。
八路军战士
然而，一旦115师与日军交火，便迅速发现弹药供应显得捉襟见肘。
在老爷庙战役中，686团的勇士们为抵御日军夺取老爷庙战略要地，不惜将所有弹药悉数用尽，其战斗之惨烈，堪称国内战事中罕见。面对如此激烈的对抗，部队的弹药补给迅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以主力部队的境况尚且如此，其他部队的处境更是不难想象。
1941年1月，八路军战士聂文魁仅领得五颗子弹。当时，连长在分发子弹时，耐心地叮嘱他务必牢记“三不打”的原则。不打没把握、不打远、不打不准。当时，即便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在战前亦仅能分得十发子弹。
日军“明治三十年式”弹盒
日本兵弹药充足。
抗战时期的日本陆军步枪手们配备了一种自1897年起便定型使用的“明治三十年式弹药盒”。此弹药盒设有前后两个部分，其中前部包含两个独立仓室，每个仓室能够容纳15发子弹，合计可携带30发。两前部仓室共计携带60发子弹。
后置的弹盒专为备用弹药而设，内中的子弹通常以油纸严密包裹，底部设有通气孔。在常规情况下，此储备弹盒鲜少被启用。该弹盒能够容纳四个15发弹夹，总计存储60发子弹。
核算下来，日军每名步兵的标准携弹量总计为60发（含两前盒）加上60发（含一后盒），再添上枪内携带的5发，共计125发。在行军途中，他们习惯性地携带额外的60至80发弹药。
如此配置，每位士兵的弹药携带量增至200发，足以应对两场战斗的需求。而一支配备大正11式机枪的日军小队，其携弹量总计约为450发。
前盒内分两个仓
在八路军的眼中，日本兵无异于“移动的弹药库”，因此，他们高度重视从敌人手中缴获弹药以补充自身。在一段时期内，“缴获”成为了八路军主要的补给途径。
鬼子越来越狡猾
八路军依靠缴获弹药的方式补充物资，这一情形迅速为日军所察觉。狡诈的敌人立刻部署了所谓的“反缴获”策略。
自1940年始，日军的每一名士兵在执行任务时携带的子弹数量均有严格的规定，每人所携子弹总数不得超过40发。同时，日军对伪军的弹药储备亦实施严密监管，旨在阻止八路军从伪军手中获取任何弹药资源。
此外，此阶段双方的作战模式亦发生了转变，这使得八路军在缴获弹药方面遭遇了更大的困难。
通常而言，欲在战斗中搜集到充足的弹药，须满足至少两项基本条件。:
一、消灭日军。
二、在日军整建制被歼灭之际，他们尚未来得及将所有弹药悉数发射。
为满足上述两项目标，八路军需在追求速战速决的同时，力求减少自身弹药的消耗。然而，自1940年始，实现此目标愈发艰难。
八路军穿日军大衣
1940年左右，日寇在平原地带实施了新的策略——囚笼政策。他们在该地区的大城镇周边构筑了碉堡，并通过公路将这些碉堡相互连接。战场被分割成小块。限制八路军活动。
日军此举，使得驻扎在平原地区的八路军在旅团层面上的行动变得极为不便，迫使部队不得不以营为单位进行战斗。因此，小规模战斗增多，大规模战斗减少，战果也随之大幅缩减。
然而，在崇山峻岭之中，我军的旅团级部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正因如此，才铸就了陈庄战斗、黄土岭战斗以及大龙华战斗等。
在黄土岭战役中，我军共缴获各类弹药总计53500发，同时，在战斗中消耗了116168发各类弹药，缴获弹药数占消耗弹药总数的46.1%。
在激战于大龙华的战场上，我军所消耗的弹药与缴获的数量持平，均达到五万发。
在陈庄一役中，我军每消耗五枚子弹，方能换得一枚敌方子弹的缴获。
自此，“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演变为八路军与日军交战的核心战法，这使得八路军难以对日军一个大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日军子弹盒备用弹
1941年11月，彭德怀在回顾黄崖洞保卫战时亦坦言，鉴于当时之条件，对敌寇之抵抗实属不易。大规模围歼是很困难的。
若无短暂的歼灭战，八路军将面临弹药供应断绝的困境，陷入“有枪无弹”的危局。
弹壳！弹壳！
面对日益紧张的前线弹药补给状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特地提出了相关议题。军火问题。
“各游击战争根据地务必想方设法设立小型兵工厂。力求实现自行制造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物资，以确保游击战不受军火短缺之困扰。”
然而，在根据地制造子弹绝非易事。除了面临机器设备的短缺，更严峻的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原材料。
在抗日战争年代，子弹壳普遍以黄铜为材料铸造。然而，在抗日根据地，我们既缺乏冶炼黄铜的技术，亦无充足的纯铜储备，因此难以生产出子弹壳。
若无法制造子弹壳，生产子弹便无从谈起。于是，根据地的兵工厂不得不转而寻求替代方案——自行制造。复装弹，也称“翻造子弹”。
所谓复装弹，即是对旧弹壳进行精心修整，随后重新填充火药与新的底火，最终装配上弹头，从而制成的新型弹药。
八路军战士与武器
手榴弹、炮弹制造较复杂。复装子弹工艺复杂。
制造一发重新装配子弹，需备齐一个废旧弹壳、火药以及一枚新制的弹头。随后，便可以开始装配过程。经过清洗、整形、退火等多道工序，仔细观察底火、上底火，随后装载发射药、安装弹头，紧固弹壳，并在弹口及底火处涂抹虫胶漆。接下来，进行严格检验，符合全弹样规标准，最后滚光处理，整个过程涉及数十道精巧的操作。
八路军复装弹需弹壳。
自1941年起，废弃的弹壳便成为了八路军的“战略财富”，各级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频繁下达指令，要求部队积极搜集这些弹壳。关注弹壳收集。
1941年1月13日，朱德在致部队的电报中，明确下达指示：“目前总部子弹告罄，今后领取弹药者须携带弹壳同来，实行一弹一壳的兑换制度，无弹壳者将不予发放。”
在这段时间里，从中央军委到各师、旅的领导层，收集弹壳的问题屡次被提及。即便是在八路军面对繁重战斗任务时，他们仍想方设法地积极搜集弹壳。
八路军战士
在转移阵地之前，我军的步枪手总会细致入微地收集散布在四周的弹壳，并在战斗落幕时将它们悉数交给班长。由于机枪手需频繁更换阵地，他们往往在激战中无暇顾及弹壳的搜集。然而，在清理战场之际，其他战士会依据机枪手的回忆，协助其搜寻散落的弹壳。
在某次行动中，临沂周边，115师686团巧妙布下了一个伏击阵地，意图一举消灭日军一支队伍。然而，日军兵力超出了我军的预料，导致我军未能达成全歼之目标，只得迅速撤离战场。
两日之后，686团再度派遣一支精锐小队重返战场，着手搜集散落各处的弹壳。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成功找回400余枚弹壳，并悉数上交给了指挥机关。
八路军以异乎寻常的“热忱”搜集弹壳，此举亦引来了日军的关注。
在激战中，有战士发现，为了防止八路军搜集弹壳，日军竟然也效仿开始拾取；更有甚者，日军的机枪手还在窗外悬挂起布袋，确保机枪射出的每一颗弹壳都被尽数收集。这一现象无疑暴露了日军的狡黠以及其密布的眼线。
日军机枪手摆拍
由部队收集而来的弹壳，随后被运送至子弹制造厂。厂内设有先进的复装弹加工设备，这些设备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沈丁祥，当时参与复装弹生产工作的亲历者，回忆道：
在子弹厂的车间内，摆放着周恩来副主席通过统战渠道从敌占区秘密运来的设备：两台弹壳车底机、两台取轴冲床、两台紧口机、两台收口机，以及一部元车，此外，还配备了车床和小冲床各一部。
除了在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八路军还组建了专门的复装弹小队。这些小队携带着成品弹头及简易工具，随作战部队一同行动。制造战地复装弹，直接供部队使用。
不久，八路军的子弹制造厂已增至两家。至1943年，仅晋察冀兵工厂就已复装子弹超过一百万发。在抗战岁月里，各兵工厂共生产了七百多万发子弹，其中绝大多数均为复装弹药。
无烟火药
在弹壳难题得以攻克之后，八路军的技术人员随即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火药的研究上。
我国，火药的摇篮，民间早已能够自行生产。实际上，在根据地最初制造子弹时，便采用了民众自制的“黑火药”作为原料。
然而，这种火药在使用过程中引发了诸多困扰，使得战士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八路军使用的“弹头延伸冲床”。
军工人员回忆称，此类装有黑火药的弹药在发射之际，会喷涌出浓重的黑烟，环绕在战士四周。这股黑烟不仅严重干扰了瞄准的准确性，更暴露了射击者的位置，从而招致了敌人的猛烈火力。
运用此类黑火药子弹，往往一番激战过后，战士们尽皆熏染得尘满面，土蒙心。
于是，获得无烟火药成了紧迫任务。
起初，军工人员获取无烟火药的方法是，拆解日军炮弹的发射药筒，取出装填在药桶内的无烟火药条，再将火药条剪碎，装填进子弹壳。
然而，此种策略不久便告终止。八路军所获的发射药筒数量本已不多，其中部分还需分配给炮兵部队；加之拆解药桶过程充满极大的风险。
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工部决定自制无烟火药。
1940年1月，位于河北省唐县的一座宁静村落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工部搭建起了一座临时厂房。陶塔（用水缸制成），开始生产硝酸和硫酸。
八路军加工机械
自1940年8月起，八路军便具备了硝酸与硫酸的批量生产能力。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三位同志，凭借着自产原料，成功研制出无烟火药，该成果随即在各个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推广。
至1942年，两地根据地已成功产出浓硫酸，并迅速转而生产无烟火药。在此基础上，他们还研发了多种类型的火药。
在1944年，雷汞的生产量为26公斤，而到了194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118公斤；同期，发射药的生产从1944年的760公斤飞跃至1945年的10203公斤；同年，烈性炸药的生产量更是高达15503公斤。
八路军攻克了无烟火药技术难题。
红圆头
除却弹壳与火药，复装弹药之另一挑战，便在于弹头的制作。
这款全新的国产6.5毫米步枪弹，其弹头内部镶嵌铅芯，外部则被铜制被甲所包裹。该弹头的构造特点在于，在坚固的铅质内芯外围，额外覆盖了一层柔韧的铜皮。这一结构同样适用于复装弹的弹头设计。
复装弹药涉及将回收的弹壳进行再利用，而弹头则需采用铜或铅材料进行重新锻造。
如前所述，八路军本就面临铜资源匮乏的困境，且缺乏自主冶炼的能力。制造弹头，迫不得已只能依靠回收含有铜质的废旧金属。他们发现，光绪铜元极适合制弹。
军工人员首先对搜集到的光绪铜元进行挤压与敲击，塑造出与试管相似的铜制容器。随后，他们将熔化后的铅液注入其中，封固口部，便制成了弹头。弹头呈暗红色，类似铜元。
然而，铜元存在一弊：其硬度超出纯铜，加工起来尤为困难。
在使用人力螺旋冲压机在铜元弹头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们往往需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却往往成果寥寥。技术人员由此萌生了一丝灵感。用骡马作为动力驱动冲压机对铜元进行压制，经过反复试验，此法最终获得了成功。
采用此等土法加工的原材料，其表面难免出现众多细小的裂痕，而制成的弹头亦保留了这些裂痕。这些裂痕难以彻底消除，仅能经过简易的打磨处理，方才交付军队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弹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边区造”或“红圆头”。
发射后的红圆头子弹在疾速穿行于空气中时，缝隙中涌入的气流引发了一阵尖锐的呼啸。与此同时，高速气流的作用下，铜皮表层开始剥落，进而暴露出铅芯。
故而，一旦那颗红头弹穿入人体，其内部的铜壳在遇到阻力时便会裂开，形成无数碎片，而铅芯也被强力挤出，在体内四处翻腾，其情形宛如达姆弹。由此，它所造成的伤口远超常规子弹，给日本兵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红圆头弹亦存在显著瑕疵，其加工粗糙致使精度大打折扣，射程亦不及新制子弹之远。
这就是前文所说的，鬼子兵称之。“致命的红圆头”子弹的渊源。实则，该型号子弹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应急产物；然而，它亦成为中国军民顽强抗敌、勇对强敌的生动象征。
后记：
对于八路军而言，弹药匮乏的问题在抗战岁月中始终如影随形，成为难以摆脱的痛点。尽管根据地内的兵工厂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然而，由于缺乏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其产能始终难以满足需求。
八路军弹壳引伸冲床
在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发放与缴获早期，八路军的主要弹药供应渠道便源于此；随着国民政府停止供应弹药，受限于战场环境，八路的缴获弹药也日渐稀少。在1941至1942年度，我国陷入了因弹药短缺而造成的严峻困境。
面对重重挑战，我国红色军工企业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千方百计研制出自行生产的子弹，使得自制弹药的比例日益攀升。进入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各抗日根据地的弹药生产逐渐步入正轨。在复装子弹这一对精度和技术水平要求极高的领域，我国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自1943年起，尽管原材料供应仍然受限，八路军兵工厂却在重重困境中，为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至关重要的弹药支援。
据统计，在1937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根据地共建立了130座兵工厂，这些工厂吸纳了近2万名职工，共生产了高达780万发的子弹。在共产党领导下，游击战争中贡献卓著，同时，也为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初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并为现代军工企业注入了鲜明的红色基因。
在逆境中抵御外敌，我国军工产业脚踏实地，谱写了辉煌的奋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