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鼓吹这一反革命政治纲领，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放言：“林彪掌控舰队，而我们拥有炮队！”这在上海的写作小组，正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所倚重的“炮队”。该小组由张春桥与姚文元精心培育，始终处于他们严密的直接操控之中。
上海写作组正式于1971年7月宣告成立，然而，其与徐景贤担任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以及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领导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鉴于此，当我们回顾上海写作组的兴衰历程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人物是如何历经造反起家、搅动上海风云、最终自食其果的这段历史轨迹。
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主席团期间，徐景贤有幸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亲切交谈。
“徐老三”造反
自1967年起，十年间，在繁华的上海滩，徐老三的名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徐老三，全名徐景贤，出自奉贤县奉城，早年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1951年，他被选拔至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服务。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担任了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要职。
1966年11月，徐景贤正专注于为时任市委宣传部长撰写检讨书，在此期间，他受张春桥、姚文元（此时二人已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令，于一夜之间崭露头角，投身于“造反”运动，意图夺取上海市委的权力。此后，徐景贤平步青云，直至晋升为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其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上海“老三”。由此，人们便称他为“徐老三”。
徐景贤的“造反史”始于复旦大学红卫兵对朱永嘉、姚文元的揪斗，以及他于深夜时分与姚文元的电话交锋。
朱永嘉，曾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师，并担任系党总支委员。彼时，他受借调至上海市委写作班，以“罗思鼎”为笔名撰写文章。然而，在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将他押回校园，强制要求他交代在校期间所持有的修正主义立场及言论，以及在上海市委写作班所炮制的修正主义文章，并严令写作班上交所有文章的底稿。
“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已蔓延至上海市委写作班，若任其蔓延，难免会波及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心急如焚，火速拨通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向张春桥、姚文元发出紧急呼救，表明自身将积极参与“造反”行动。
张春桥在接到电话后，语气中透着满意，回应道：“甚好。”紧接着，他补充道：“关于具体实施的方法，我们还需进行一番深入的研究。”
张春桥与姚文元，联合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一番后，于11月29日，姚文元亲自拨通了徐景贤的电话。
朗读（在左翼阵营中朗读）姚给丁（即丁学雷，徐景贤惯用的笔名）的电话号码：
根本问题必须明确指出，本单位、本校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何突然受到指责？探究其根本，实则指向了张春桥。
姚文元在电话中的语气显得严肃而坚定，其意图亦昭然若揭：（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定地支持朱永嘉，坚决不允许将矛头指向张春桥；（二）必须将这场火势蔓延至复旦大学党委，将其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9月，徐景贤（如图中左三后排所示）随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越南，荣幸地得到了胡志明的亲切接见。
转眼间，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朱永嘉得以获救，而所有的罪责则被归咎于复旦大学党委，甚至牵连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它们都遭受了无端的指责和反抗。
张春桥与姚文元并未停止行动。12月12日，姚文元致电徐景贤，询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撰写文章，还是直接介入一线？”所谓“上第一线”，指的是写作班投身于造反活动，不仅要挑战复旦大学党委，更要将斗争升级至上海市委层面。徐景贤感受到这一“大气候”的推动，内心欣喜，认为造反之势正日益壮大。
12月14日之夜，徐景贤主持召开了写作班全体大会，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并就如何进行反抗展开了深入讨论。会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写作班成员各自返回各自的原单位开展反抗活动；二是提出直接反抗市委宣传部；三是主张针对上海市委进行反抗。经过一夜的激烈辩论，最终达成共识：全体成员一致决定发起反抗，直指市委核心。
徐景贤郑重地向大家表达了他的决心：“革命的道路使我们更加感受到北京的亲近。”我们应当紧密地跟随春桥、文元同志的步伐，紧密地团结在中央文革小组周围，对上海市委进行有力的抗争。春桥、文元同志如此关心我们，我们绝不能辜负他们的厚望。
“我们要抛出实料，拿出真正的武器，内外夹击”，“必须直接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联系”。
自写作班发起反叛之后，迅即与上海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队伍实现联合，共同组建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该造反组织在随后的“一月夺权”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八届十一中全会至今，曹荻秋的态度显然极为顽固。你们在制定策略时，需更加周密考量，力求达到更为显著的成效。”
姚文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首先着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绝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做好更深入的挖掘工作，准备揭露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问题，并彻底打倒上海市委。”
1967年盛夏，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首次莅临上海，与徐景贤等地方领导进行了亲切会见。
得益于姚文元的透露，徐景贤等人胆量倍增，毅然投入了激烈的行动。12月18日午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于文化广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领导层悉数被押至会场接受批斗。会上高呼的口号包括："炮击上海市委"、"焚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些口号由徐景贤与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当时正因串联造反而滞留上海的聂元梓，遵照姚文元的指示共同拟定。张春桥此后曾多次称赞道："这些口号极具策略性！"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成员以及市委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徐景贤同志（丁学雷小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同志（罗思鼎小组的负责人），共同郑重宣布：我们决心发动一场彻底的反抗，反抗上海市委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抗市委内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窃取权力的少数派！我们要进行大张旗鼓的斗争，坚决反击到底！
《声明》进一步指出，自批判《海瑞罢官》伊始，他们便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领导下，深受革命小将反抗精神的熏陶，投身于斗争的洪流之中。
大会落幕之后，这份《声明》迅速遍布于上海的各个角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张春桥对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像徐景贤、朱永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自此次大会落幕，由徐景贤领衔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则沦为张春桥、姚文元操控上海市“文化大革命”并夺取上海市委权力的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成功实施“一月夺权”后，该联络站亦随之成为他们身边的核心工作团队。徐景贤亦因此跃升至上海政治舞台的焦点，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控下挥舞大刀的关键人物。
1973年9月16日，徐景贤有幸陪同邓颖超女士，一同前往上海虹口公园，敬谒鲁迅先生的墓园。
张春桥授权徐景贤。
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自北京返抵上海，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为他们的办公据点。此举使得徐景贤倍感荣耀，其地位亦随之水涨船高。
随着造反运动的深入，至1967年年底，“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形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派对徐景贤持反对态度，一度令其地位岌岌可危。在关键时刻，张春桥提议徐景贤担任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举实际上传递了张春桥对徐景贤的信任与支持，从而稳固了徐景贤的局势。自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徐景贤的仕途一路攀升，晋升为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此后，徐景贤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张春桥与姚文元是他稳固地位、实现高升的重要支柱与坚实后盾。
张春桥对徐景贤亦有过严厉的指责，甚至有过两次激烈的批评。然而，这些批评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确保徐景贤稳固立场，减少失误，使其更加顺从。张春桥与徐景贤之间的联系究竟如何紧密？他对徐景贤的信任究竟有多深？以下的一个具体案例可以充分揭示这一点。
1976年二月末，中央举行了所谓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在2月26日的夜晚，张春桥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提出需要他们为他物色两位秘书。徐景贤返回上海后，便精心挑选了两位男性干部，并整理了两份详尽的材料。经过马天水和王秀珍的审阅，这些材料随后被寄送给了张春桥。
坦白讲，我寻求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秘书，而是寻求一位伴侣。我的状况，您应当有所了解。近年来，时常想，毕竟生死未卜，何必纠结于这些琐事？然而，有时孤独得连一个倾诉的对象都找不到，这又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您看，是否有人符合条件呢？
信的末尾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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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一位性格阴郁、内心深沉的大野心家，竟然将寻找伴侣的重任托付给了徐景贤来执行，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对徐景贤的深切依赖与信任。关于此事，徐景贤曾如此表述：
实属巧合。“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覆灭，而徐景贤恰在这一天向张春桥寄发了所谓的“伴”件。自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此事件一直萦绕在徐景贤的心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痛。
自左至右，依次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及王秀珍。
批判《中国画》，
矛头指向周恩来
在1973年左右，周恩来总理致力于提升对外贸易，针对极端的左倾思想，他明确下令：只要工艺美术品不含有反动、低俗、丑陋的内容，就应组织生产并出口，同时强调内外有别的原则。他进一步强调，将这些商品销售给外国，以换取外汇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并无不妥。因此，周总理亲自关注并解决了宾馆装饰画及外贸出口画的相关问题。至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之际，“四人帮”为了攻击周恩来和夺取党的领导权，便对宾馆装饰画和外销画发起了猛烈攻击。
江青率先发难，张春桥、姚文元紧随其后。文化部副部长于会泳急忙拨通徐景贤的电话，传递消息。1974年伊始，姚文元在上海对马、徐、王等人进行口头“指示”时，突然取出《中国画》画册，要求众人传阅，并亲自逐一指摘，言辞激烈，诸如“这画如同黑山黑水”，“这公鸡尾巴高翘至天际”，“这册画作纯粹是克己复礼之作”，语气中充满了愤怒与杀气。
陈大羽《迎春》
徐景贤一旦得势，便迫不及待地展开攻势。3月6日，他借助市委办公室文件的权威，发布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的意见”。在其撰写的意见中，徐景贤如此表述：
这本《中国画》画册，集中揭示了我国外贸领域及美术创作中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
总的来说，面对外汇交易，部分同志表现出右倾投降的态度，对于这类作品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沾沾自喜。它们被冠以《中国画》之名，但那体现伟大社会主义中国人精神的气概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与即将在北京展开的批判活动相呼应。随后，上海的两家报纸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每篇文章均经徐景贤严格审核。此外，徐景贤还策划了一场名为“坏画”的展览，并主持了一场规模达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场面紧张热烈，气氛高涨。
这幅画作生动地展现了一只怒发冲冠的雄鸡。雄鸡紧闭喙壳，头顶冠毛高耸，颈间羽毛怒张，双爪紧紧抓地，眼中翻滚着白光，目光如炬，尾巴高高翘起，直指苍穹。这并非是对春意的欢迎，反而是对社会主义春天的强烈反感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蓬勃发展的景象的极端敌意。
在这只公鸡的身上，浓缩了当今社会上部分“复辟狂”的阴暗心态。他们对于自身的挫败无法接受，时刻准备着与无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1972年五月，徐景贤率团出访朝鲜，荣幸地受到了金日成的亲切接见。
徐景贤及其批判文章的作者，不仅对这幅画作赋予了令人畏惧的政治罪名，还为画家贴上了“复辟狂”的“反革命”标签。这幅《迎春》的创作者是谁？正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大羽教授，一位在政治与艺术领域都颇具声望的老艺术家。徐景贤有何资格，未经江苏省相关组织的任何预先通知，便以卑鄙的手段向邻省一位党员教授挥舞棍棒？徐景贤的恶意远不止于针对陈大羽教授一人，其目的更为深远，企图通过打压其他省市的文艺作品及创作者，以“追根溯源”为借口，达到巩固上海地位、扰乱全国局势的罪恶企图。
自1971年7月正式成立起，上海写作组直至1976年活动终止，共走过五年光景，始终紧随“四人帮”的脚步。其影响力遍布上海各领域，甚至波及全国多地；其渗透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涉及历史、经济、宣传乃至文艺等多个方面。该组织承办期刊、撰写文章、推动文艺发展、开展调查、修缮党史、编制教材、从事翻译，无所不至，无一不涉。所办刊物达八种之多，包括《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月刊、《朝霞》丛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教学实践》杂志，以及《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经济历史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文章发表逾八百篇，其中《红旗》杂志刊发76篇，《学习与批判》杂志刊发774篇。其影响之广、能量之强、危害之大，确实令人惊叹。
徐景贤晚年与其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