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徐向前
在1966年至1976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十年动乱时期，我国当代历史书写了一段令人心悸的篇章。谁曾想，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竟会持续如此之久，带来如此深重的创伤。对此，党中央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在此，我仅就个人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期间的经历，略述一二。
历史的回顾
他堪称以弱克强的典范，开创了诸多经典战例。
他育养了一众开国将帅，持续将薄弱之师锤炼成坚不可摧的铁血之师。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初起，如同疾风骤雨，席卷而来。短短半年间，便搅得天下大乱，将党和国家原本的法规、秩序与生活完全颠覆。
我与众多同志共感，面对这场突兀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心中缺乏预兆，亦深感困惑。然而，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军队与地方有所区别，乱象不可助长。当时，叶剑英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1966年10月5日，林彪的建议下，颁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内容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并强调“必须彻底摒弃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桎梏，与地方院校一致行动，严格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执行，充分激发民主活力，广泛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院校在此方面需树立良好典范。”文件一经下达，军队院校与机关随即陷入混乱，地方与军队院校的学生纷纷冲击军事机关，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我们这些从事军事工作一生的人深知，军队一旦陷入混乱，其后果不堪设想，关乎国家安全，令人深感忧虑。
“真理是真理，但越过真理一步，就成了错误，变成了谬误。”“学习毛著，并非学习基督教圣经，不应迷信。不应只注重背诵，而不付诸实践，否则就会沦为教条。”在叶帅讲话过程中，一名兽医大学的学生递上纸条，质疑此次会议是否经过林彪的批准，暗示会议可能非法。叶帅读出纸条后，显得十分气愤，质问大家是否相信他们是在秘密开会？他指出，总理和陶铸同志都出席了，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也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怎能说是在未经军委同意的情况下开会？他们的讲话是充满深意的，出发点是爱护党和军队，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却不知为何后来变成了严重的“罪状”。
11月29日，军委文革再次组织了第二次接见活动。陈毅、叶剑英以及我本人，一同前往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大会。步上主席台，映入眼帘的是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要批判陈、叶13日的讲话，以及诸如“炮轰”、“火烧”等激烈措辞。由于前晚睡眠质量不佳，我头痛、疲惫不堪，并未准备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陈毅同志的发言较为冗长，他针对少数人关于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说法，进行了劝诫，希望大家能正确对待“路线斗争”。而我因头痛加剧，不得不提前离场，未能听完陈毅同志的完整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会面成为点燃冲突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麻烦。觊觎军队权力的江青一伙趁机喧嚣，宣称军队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鼓吹要“改组军委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撤销职务并遭受批斗，陈毅、叶剑英亦成为被猛烈抨击的对象。军队的局势愈发混乱，众多人陷入了迷茫，不知该听信何方，无所适从。
“天塌不下来，你就放心去做吧！”
1月12日，全军文革小组正式宣告成立，其成员阵容由18位同志组成。徐向前同志担任组长，江青同志担任顾问，而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同志则共同担任副组长。组员名单包括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等。该小组的办公地点设于三座门。
晚年徐向前
刚刚履新之际，恰逢“一月风暴”席卷而来，局势动荡不安。上海“造反派”领袖掀起的“夺权”狂潮蔓延至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个部门，更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与支持。他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推翻阶级的大革命。”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应普遍实施“火烧”，宣称：“真金不怕火炼，假金烧掉反而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取权力，两派群众开始激烈武斗；部分文革小组成员被拘押批斗，下落不明；上访群众络绎不绝，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竟达两百余批次。各单位告急电话此起彼伏，我家原本两部电话，后又增加两部，仍显不足。五名工作人员日夜轮班值班，忙碌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参加会议，还需接待“造反派”。不论昼夜，纠缠往往持续数小时，导致我的偏头痛时常发作。那时我常感疲惫，脾气也大，言语间难免有所失当。周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与这些人打交道，你应牢记八个字：多听少说，多问少答。”此后，在接待群众组织时，我便采纳了这一策略。
一月中旬，围绕对肖华的批判与纠察，京西宾馆内爆发了一场“风波”。
某日，陈伯达在接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竟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进行了公开评价，言其“非战士之范，更似绅士”。此言一出，即刻在总政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甚至贴出大字报，意图对肖华同志进行批斗和打压。周总理闻讯后，极为震怒，随即出面澄清，声明这乃是无端谣言。消息传至毛主席耳中，江青顿感紧张，急忙派人于夜间将大字报尽数覆盖。我们误以为此事已然平息，便未再深究。
1月19日午后，军委在京西宾馆举行紧急会议。在讨论是否推行“四大”议题时，叶剑英、聂荣臻及我本人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发生激烈辩论，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叶群随后要求发言，她从口袋中取出一份讲稿，开始朗读。其内容涉及对肖华的批判，她指出肖华反对林副主席，干扰文革进程，并要求其向军队院校师生公开检讨。陈伯达和江青随后加入批评行列，对肖华进行了多方面的指责。江青质疑肖华作为总政主任，为何将总政与军委并列发文，意指何为？其他与会者亦依次发言，均带有批判肖华的讲稿。显然，这次对肖华的批判是江青、叶群等人事先策划的，对我们进行了突袭。鉴于军委未曾讨论过此问题，且我们不清楚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意志，考虑到事件的重大性，我在会议结束前严肃强调，本次会议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外传，并作为纪律执行。然而，会议结束后，杨勇同志将会议内容传达至北京军区，导致信息泄露。袁子钦副主任的记录本不幸遗失，被群众组织发现，从而揭露了会议内容。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部分人员抄查了肖华的住所，抢走了大量文件。肖华同志从后门逃脱，跑来向我求助，因我家门口聚集了大量群众，他又转至傅钟同志处，并乘车前往西山避难，才幸免于难。我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全军文革部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杨勇泄露了会议内容，我随后与他通话，他表达了诚恳的悔过之意。
翌日清晨，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杨勇同志抵达后，我再次当面向他表达了关切。江青以讥讽的口吻询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突然消失了？他藏匿在何处？”随后，肖华赶到，并向众人讲述了昨晚遭遇抄家的遭遇。我怒不可遏，猛拍桌面，致使茶杯盖子飞落地面。叶帅愤慨地表示：“肖华是我庇护的，若他有所罪责，由我来担待！”他也情绪激动地拍打桌面，以至于手骨受伤。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作“京西宾馆大闹事件”。事后，它成为了“二月逆流”中主要的“反党罪行”之一。
随后，杨勇同志遭遇了一场批判风波。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涉嫌“二月兵变”问题受到审查，杨勇同志临时代理军区工作。在一月份，叶剑英同志私下告知我，杨勇同志可能难以保全。我询问缘由，他透露高层意图对杨勇采取严厉措施，甚至有“烧焦”之意。我认为这可能与林彪有关，因为林彪曾提及杨勇从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都是与廖汉生一同前往。此外，林彪还对杨勇在反彭黄事件中的态度有所不满，这表明林彪对杨勇心怀芥蒂。当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时，正好给了林彪整治他的机会。1月23日，战友文工团的部分人员来到我家门前，高喊“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求我接待并表态，否则他们不离开。我接待了他们，表示可以揭露杨勇的错误，但需遵循政策，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将他打倒。然而，当时的这些话并未引起重视，效果甚微。
1982年8月，徐向前将军及其夫人黄杰女士，在北京的居所门前。
“如此下去，我岂不成了军队的消防队？”此后，她甚至不再接听我的电话。向中央文革请示问题时，无论是书面还是电话，都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林彪更是深居简出，家中观察局势，鲜少出面回应问题。叶剑英身为军委秘书长，我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两人均被推至第一线，承受巨大压力的还有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陷入一片混乱。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纷纷涌入京城，寄居京西宾馆以求避难。驻京部队的众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势力带走，有的被藏匿，下落不明。各地的“造反派”肆无忌惮，四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系统失灵，无法履行战备职责，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焦急万分。为了应对这种混乱局面，我与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甚至邀请陈毅、刘伯承同志参与，大家虽然忧心忡忡、愤怒不已，却苦于无法想出扭转局势的有效办法。那时，军委在重大问题上无法独立作出决策，即便作出决定，又有谁会听从呢？
在接连出现对肖华的批判和对杨勇的斗争之后，我们焦虑不安，多次尝试联系林彪，却始终未能如愿。情绪高涨之下，我决定采取直接行动，毅然决然地“闯宫”。1月24日的晚餐过后，我驾车直奔林彪的住所——毛家湾。林彪的秘书面对我的突然造访，虽不便阻拦，但仍带我前往会客室，此时林彪和陈伯达正交谈着。我开门见山，向林彪描述了军队当前的混乱状况，并直言不讳地表示：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如此混乱的局面不能持续，亟需制定几项规定，例如禁止随意成立战斗组织、禁止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严禁夺权等。林彪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立即口述，由秘书记录整理成七条。随后，他提议请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前来共同研究。陈伯达随即起身离去。叶剑英和聂荣臻到达后，均对这七条表示支持。最终，我们决定由叶、聂和我一同前往钓鱼台，征询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地打电话给陈毅同志，邀请他到钓鱼台参加会议，毕竟人多力量大，多一份支持便多一份助力。
抵达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成员齐聚一堂，陈伯达亦在座。周总理亦被邀请至现场。我详细阐述了该文件的由来，并请人宣读了文件的具体内容。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该文件最终得以顺利通过。江青独自坐在一隅，语气中透露出不满：“向前同志年纪已高，不宜再继续工作！”这显然是她不悦情绪的流露。我心中不禁想，看来我刚步入这个新岗位，就要面临退场的命运。陈伯达将文件塞入我的口袋，催促道：“已经通过了，你赶紧离开吧！”我随即起身告别，将文件送往林办，回到家已是凌晨四时。“七条”随后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建议将其交由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进行讨论，以征询意见。在讨论过程中，考虑到昆明军区曾反映某些高级干部的子女参与抄家事件，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提议增加一条关于严格管教子女的规定。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七条”因此演变成了“八条”。1月28日下午五时，林彪与我一同前往中南海，将“八条”再次呈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当场批示：“所定八条，甚好，准予发布。”林彪在拿到批示后，激动地对毛主席说：“主席，您批准了这个文件，真是千秋万岁！”据我观察，林彪当时心中自有盘算。作为国防部长，他主持军委工作，手中握有军权。然而，军队的混乱状况让他无法向毛主席交代，这对他的地位不利。
返回后，我们随即以“军委八条命令”的名义正式发布了相关文件。
凭借这“八条命令”作为有力的武器，各单位领导人的信心和气概显著增强。部分军区甚至将省委的负责同志安置于军区大院中加以保护。针对那些冲击军事机关、行凶打砸抢的“造反派”，已有部分人被抓获。然而，急于制造混乱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却因此而恼羞成怒，他们污蔑军队“镇压民众”，称之为“武装的刘邓陶路线”，企图煽动民众情绪，企图推翻“八条命令”，扰乱军队秩序，以便在混乱中夺取权力。
自2月8日起，周恩来同志于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议题聚焦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议题。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同志。会议决定每两三天召开一次，会议时间定于下午。在会上，我们这些资深同志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刘志坚叛徒之罪已定，不可更改！”我怒斥他：“你如何定此案？何来证据？”此外，我还针对他此前在三座门接见群众时，假装关心地表示“不只保护你们，还要保护徐向前”的言论，拍案质问：“谁需要你的保护？我需你何保？”11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叶剑英同志强调军队不可失控。我表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若军队如此动荡，还需不需基石？若不需，我们不如归隐田园。”会议以不愉快收场。
16日的会议标志着斗争的高潮阶段，遗憾的是，我并未亲自参与其中。会议结束后，我仔细阅读了会议的简报，从而对会议的详细内容有了了解。
“让你们这些人去处理吧，我不再参与！”“即使砍头、坐牢、开除党籍，我也要坚持斗争到底！”周总理劝谭震林留下。陈毅同志也劝道：“不要走，要留在会场中继续斗争！”最终，谭震林没有离开会场。
“我认为10月5日的紧急指示，其消极影响为主。”
在本次会议上，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被置于“被告”位置，显得十分尴尬。会议结束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江青做了汇报，并炮制了一份诽谤性材料，向毛主席诬告我们。我后来得知，毛主席起初听后只是轻笑，并未多言。然而，当听到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表态后，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质问：“难道延安整风也有错？难道还要让王明等人回来？那岂不是要让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回井冈山，江青被枪毙，康生被充军？”在政治局碰头会上，争论愈发激烈，江青一伙人率先诬告，使周恩来总理陷入困境。
毛泽东对“怀仁堂风波”表态后，江青等人变得骄纵自大。随后，在中央军委内部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对我们进行了批判，持续了一周左右。康生率先对我发难，态度激烈地问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同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行动，出现了“炮轰”、“火烧”、“打倒”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的口号，还成立了专门针对谭震林、陈毅的联络站，甚至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所谓的“黑后台”显然是指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在3月份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宣称：徐向前是这场风波的领头羊！他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布局，毛泽东原本预计在1967年二月、三月、四月能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清晰的了解，但他们却将运动推向了低谷。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直接取消。
1967年3月24日，肖华顺利“通关”，随即被正式任命为全军文革工作的主持人。当这一消息传来，我内心深感庆幸，如释重负。然而，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仅仅不到三个月，我便陷入了极度忙碌与疲惫之中，日夜难宁。每日吸烟量激增至两盒，却仍无法缓解疲劳，这比过往的战场生活更加耗费精力。因此，辞去这一职务，正是我内心所期待的。
